过。车停在我家门口，OPELASTRA。一天早上出门，欲开车上班，忽然觉得那车有些异样，仔细打量才发现，两边的耳朵--左右两侧反光镜--被连根拔走。车当然没法开了，也就不能上班，只好请假。花了八千比郎买了两个新的安上，气了好几天，夜夜睡不好觉，一听到街上有响动，就赶忙爬起来看车。老杨对被盗的反应要比我轻得多。那天是周六，不上班。我陪着他跑东跑西，找车行的人重装后窗玻璃，花了好几十巴元。我问他气不气，他嘿嘿两声后说道:“不气。若为这种事情生气，就不要在巴西活了。”
如此潇洒，我自叹弗如，因为我好生气，而且常为一些在别人看来是针头线脑根本不值一提的事情。当我生气的时候，也知道等气头过去了，回头一想，会不好意思的。可是没有办法，生气这东西，有点像心跳和呼吸，不随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明明知道不该生气，可心里就是堵得慌，情绪就是消沉，有什么办法？
举几个例子。
瑞士是个民主国家，可是警察多如牛毛。在瑞士开车，难免不被逮着罚钱。有一次忘了系安全带，被罚68瑞郎。交完罚款走人后，心想，这狗日的警察，要坏了我一天的心境，得想些高兴的事情来冲冲晦气。可是没用，不高兴就是不高兴。而且哪壶不开偏提哪壶，思绪偏不往高兴的事情上去，老是琢磨用那68瑞郎可以买什么东西，而且一定还是平时看着好又舍不得买的东西。阴暗的心情持续了一整天。
住在比利时，常有不速之客敲门要钱。对付这种人，我若为及时雨再世，倒也不难：来者不问，给银子便是。可我没那么大方，却偏偏还有那么一点儿假惺惺的所谓良心。若是那些“为了受虐待儿童”，“为了弱智儿童”，“为了非洲儿童”等等来敲门的，如果心情一时不高兴没给钱，过后免不了要自责一番。所以在比利时，我不怕半夜鬼敲门，倒是打怵大白天有人来。有一天，一个年轻小伙按我家的门铃，我开门后，他拿出一张纸片，说是本街区室内足球队的，要我买他的纸片，五欧元。我看看那纸片，上面印着一个名字，画着个小人儿在踢球。“你要我买这个干什么？”
“我们在本街区踢球。”“你们踢球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们在本街区踢球呀!”
“真是莫名其妙！”我心想。可是到头来最莫名其妙的，还是我自己：不但乖乖地拿了五欧元给他，而且还气了一个下午。当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家孩子在本街区小学上学，不要得罪本街区的人，谁知道呢？”小伙子走后，我越想越恶心，为那五欧元，更为自己没出息。来比利时二十年了，还是贾桂！
最近一个周日，我和内弟在我老婆的诊所干活：在外墙上装一盏防盗灯。比利时虽然以天气阴霾著称，可那一天却是个艳阳天。九月的太阳底下，爬梯子上上下下，活儿又干得不顺利，两人都出了一身臭汗。快收工的时候，一个家伙，四十来岁，走过来说给孩子买药，一时钱不够，值班药店卖药的人不认识他，不肯赊账，请我们借给他八欧元。我虽然心里不情愿，嘴上却不好意思说不借。打开钱包，里面有一张五欧元的票子，我拿了出来。我内弟说他身上有零钱，就拿出四枚二欧元的硬币交给我。我把一排亮晶晶的硬币放到那人手上，末了还假惺惺地问他够不够了。那人看着我手里那张五欧元的票子说，周末值班药店的药可能要贵一些，能多借一些更有把握。我只好又把那票子给了他。问他是不是住在诊所楼上的，他说住在楼后面，明天取了钱就来还，如果我们不在，就放在信箱里。我指给他信箱的位置，他唔唔两声就走了。我看他跛着脚走到大街上，忽然发现街对面租录像带的店正开着门，心里一沉。我对内弟说，坏了，上当了，那人怎么不到对面店里借钱？怎么不看信箱就走？若把身份证押给药店，药店怎会见死不救？我内弟说，钱已经借了，现在想什么都晚了，如果真的上当了，以后再也不借就是了。可是我不行，不愿想偏想，而且越想越气。怎么这么容易就着了人家的道儿？那人说不定正在哪里嗤笑咱中国傻老冒呢！第二天中午，老婆下班回来，问她有人还钱没有？没有。晚上下班，又问，还是没有。不过这时，我已经不气了。
生气生多了，就生出经验来了，悟出了一点规律：如果生气的原因可以归结为金钱的损失，那么一段时间过后，心情一定会恢复平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将来回想起来也不生气。在这种情况下，生气的时间和损失的钱数呈正相关的关系。于是，在我的心中就有了一个生气时间表：
损失的钱数（欧元）生气的时间（小时）2152254508100241000数日10000或以上数星期或数月
今年暑假我全家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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