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副作用，并随时面临并发症的困扰。
由于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病患者目光呆滞、表情怪异、动作缓慢，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遭遇越来越凶猛的病魔，越来越严重的歧视。
于是，15%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30年。”杨甫德沉重地说。
与惨痛的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人患病而不自知。“尤其是抑郁症患者。”据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
无知、偏见、恐惧、躲避，这个脆弱的群体甚至缺乏本能的自救。
“学会面对。”小安一字一顿地说，“先要面对，才能拯救。”
救赎
——精神科床位每万人仅1.04张，注册精神科医生仅1.6万人，护士严重不足
1亿精神病患悬于陡崖，病魔、负担、歧视如不断加码的巨石，而另一边，“救命的稻草”是虚弱的医疗卫生体系。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万张。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
仅比对现状：13.2万张床位，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杯水车薪。
况且，仅有的资源还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区县、甚至地市级城市都没有一家精神疾病医疗机构。
求医的愿望无法实现，排斥的心态得偿所愿，在一些地方，人们把精神病患者用高墙铁锁“囚禁”，任其自生自灭。
即使在一些发达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按照营业执照，应该是76张床位；现实中，床位已经被迫增加到300多张。
“我们在2009年就一直申请扩编，但始终没有回应。”该院院长王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编外的床位比在编的多，这导致医院的病房、医疗设备、基础建设都早已无法满足需求，这在基层机构里已是通病。
更加千疮百孔的是医务工作者队伍。据统计，我国共有注册精神科医师1.9万人，每7万人中产生一位。与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对，每位医师对应842人。
在这背后的原因是，开设精神卫生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智力支持长期断流。硕果仅存的少数“专家们”又很可能因为工作环境、待遇等原因更愿意进入综合性大医院、心理诊疗中心，甚至是改行，最终落脚在精神卫生医院的堪称“罕见”。
因此，几乎所有的精神卫生医院都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全年招聘”已是常态。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数据——在北京某基层精神病医院中共有200多位医生，平均每位医生要负责20名患者，是综合性医院的5倍，而且，队伍每年的流动量在20人以上，其中，有“医师资格证”的不到5人，数十年来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
比缺医生更可怕的是缺护士。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顾，可现实是，所有精神卫生医院的护士数量都严重不足，甚至在个别医院里，一个护士要管几十个病人，而在综合性医院里，相对应的比例为1：2.5。
由于护士的专业定位不明确，“在任何领域和科室都能干”，所以流动性非常大。“精神卫生医院待遇低、压力大、风险高，甚至还要承受社会歧视，所以大批护士选择了离开。”杨甫德说。而他所负责的回龙观医院堪称是我国条件最好的精神卫生医院之一，即使如此，“每年招来的护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
而且在我国，精神病院这个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难堪重负的机构，几乎是患者的唯一选择。“我国没有任何康复体系，这导致精神病院成为制造残疾的凶手。”身为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的王诚如是说。
许多国家，精神病康复体系包括专科医院、社区康复中心等，旨在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而在我国，基层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在这里，很多人住了几年、十几年，至几十年，无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远离人群、社会、正常的生活，直至他们完全康复，也无法找到归途。
墙上挂满了阿忆的油画，那是他对“外面”的幻想，色彩凌厉、线条模糊。五年前，阿忆就已经完全康复，但是，他选择在医院里度过余生，因为在“外面”等待他的是冷漠的家人、陌生的世界和一无所有的惶恐。
“你给我钱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您现在的位置： 绿色健康网 >> 健康快讯 >> 疫情疾病 >> 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