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年的35.1元、2008年的
45.3元;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含手术费)则从1990年的121.5元,攀升至2004年的1566.3元、2008年的1887
元。这背后,抛开物价增长的因素,很大一部分是过度医疗造成的。
山西心血管医院主任医师张顺业表示,医院和医生也很无奈。以他所在医院来说,每年国家划拨的财政费用仅够给离退休职工发放工资,医院想购进新的设备、改善医疗条件等就只能想办法创收。一个医生不拿回扣,不在开药、做手术上
“动脑筋”,副高职称的医生一个月除去奖金只有3000元。在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少、医疗过于市场化发展的情况下,医生成为具有双重角色的人: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另一方面是卖药、卖检查结果的生意人。此外,医生为避免出了医疗事故后患者家属找麻烦,往往追求全面的诊疗方案。《医疗事故鉴定法》规定了医生在鉴定过程的举证倒置制度,这也导致医生对病人的过度检查。他们曾对参与培训的300名全科医生进行过调查,98%的人承认自己在医疗过程中有增加化验检查、院内院外会诊、多开药等“防御性”项目。
当然,现在很多病人也存在“复杂的技术和设备会带来更好的疗效”的错误观念,他们会直接要求医生开某种药物,或者要求医生进行支架手术、剖腹产手术等。
靠制度管住医生的手
“过度医疗定义虽然很明确,但在现实中却非常难界定。”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常务副院长李荣山说,临床医学非常复杂,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病也有不同的表现,同一种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也不同。因此,要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首先要对过度医疗设定标准:对病人的诊疗总体上是趋好还是伤害。在治疗中,要看医生的目的何在,治疗是否产生预防作用,是否减轻了病人的痛苦,是否能延长病人的寿命。病人的经济、心理是否能承受,治疗中是否能体现病人的权利。
同时,应该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和监控网络。李荣山说,国外的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很完善,建立了药品控制机制,审核每一个医生所开的药品,如果医生药品开得不合理,保险公司不会把钱付给医院。有的地方还建立了抗生素使用网络,监管每一个处方的抗生素使用情况。“这个经验可以借鉴,不光抗生素,整个药品都可以建立起网络进行监控。”
此外,相关部门应对医院体制进一步改革,建立补偿机制,使公立医院公益化,成为真正的非营利单位。医院分配制度要改革,让医生收入不与产值挂钩,实行以服务质量为核心、以岗位责任与绩效为基础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建立相关监督机构及严格评定标准,定期对公立医院进行考评,让过度医疗的机构和医生付出沉重代价。
李荣山最后说,我们要记住希波克拉底的忠告,永远“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过多!”我们应该提倡人文医学的理念。作为医生,应该让患者及其家属参与治疗方案的决策,把各种方案的利弊陈述清楚,请他们选择最终的治疗方案,医生更多地扮演一种提供不同方案的角色。一份优化的诊疗方案,其实是在获益和风险、成本与效益两个问题中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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