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者个人将被处以50元罚款，但对于吸烟者行为的取证方式和证据采信等问题，条例却并未明确规定。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表示，从立法效果上看，目前地方控烟立法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法律效力等级过低，公众对其权威的认可度有限;法律规定中抽象的原则性规定与口号宣传性内容较多，实际可操作性内容不足;某些权利义务的设定与现实国情不符，致使规定无法落实;立法自身在法律后果的规定与执行方面较为模糊，缺乏执行力等。
3 控烟立法，呼唤“组合拳”
立法前的论证与评估，立法后的执行与推广须同时跟进
“控烟立法中存在的困难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设置执法权，从而切实调动执法者的能动性，将控烟立法落到实处。”王晨光坦言，无论是单一部门执法还是联合执法，权责分明应当是执法权设置中的基本要求。在控烟立法之初应做好法律评估，了解控烟涉及的相关人群与相关执法部门的观点、需求及客观能力，做到立法时就尽量保证制度设置的可操作性，从实体和程序上明确执行机构的权力范围。
而在备受争议的执法效果上，卫生法专家认为，成立多部门联合的执法机构是国外立法的有效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据介绍，在新加坡等地，执法团体由卫生部门牵头，由各公共场所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常规监督，“执法部门进入饭店，先检查有无蟑螂，再检查有无烟灰缸”，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对此形象地描述。此外，政府设立监督电话，市民发现有人在公共场所吸烟而场所负责人未履行监督劝阻责任时，并不一定要直接交涉以免发生正面冲突，而是拨打电话举报，由执法部门来处理。这样既有助于减少举报者的取证困难，也可以在工作中有所侧重地检查公共场所。“况且由执法部门定期曝光公共场所控烟不作为的行为，对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场所来说，本身就具有一种处罚效果。”
“最能节省法律制度成本、提升法律实际效力的，就是将法律精神内化入人心。”在通过立法提高公众控烟意识的切入点上，杨功焕认为，在政府完善立法与执法的同时，需要与之相伴的是控烟理念在公众中的切实推广。只有让公众了解控烟立法的基础和目的，才能有效避免“控烟活动走过场”、“上有控烟政策，下有抽烟对策”的现象。
在今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对违反规定吸烟的个人处罚金额上调至500元”的内容变化引起了当地公众对控烟立法的关注与探讨。政府借助这一契机宣传条例中“重在保护不吸烟者”的关键内容，就使得更多公众了解到条例之“新”的真正所在。
将目光放长远，控烟工作要想顺利推进，实际上也对国家多层面的立法修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立法的最终目的是减少烟草对不吸烟者健康的危害。”
申卫星建议，应从根本上将控烟工作视作一个过程，建立起烟草种植、生产、销售到使用的整个过程中的法律控制机制;让包括广告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慈善事业法在内的既有和将要立法或修改的法律，以及一些与烟草相关的税收、财政、产业促进等政策方面，都能体现这样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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