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甚至给出了一个大胆假设——NDM-1基因有可能是在肠球菌这样一种天然耐药的细菌中产生的，此后传播给其他细菌。实际上，另一种能够导致“超级细菌”的KPC酶，就是在一种天然耐药的细菌中产生的。
细菌耐药可分为天然耐药和获得性耐药。“医学上通常关注的是获得性耐药。也就是说，一株菌天生对某种抗生素很敏感，但在遇到来自外界的压力时，会变得耐药，以适应环境。”王辉说，“既然有获得，那么一定是其他细菌中有的，但是从哪里来的并不清楚。所以，在阳性菌中发现NDM-1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发现。”
细菌耐药防控漏洞
NDM-1最早于2009年在一名瑞典病人身上发现，该患者曾经到印度就医。此后，尽管印度方面对NDM-1命名中的“新德里”标签颇为不满，但英国、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发现的病例均能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溯到印度或巴基斯坦。
显然，宁夏的两名新生儿从未去过印度或巴基斯坦。对此，肖永红对本刊记者表示，这个耐药基因很可能产生于中国本土。“如果真的是本土存在的，我们的耐药防控策略也得变，不能只关注在国外接受过医疗服务的人，而要更加关注因本土抗菌药不合理使用所产生的耐药性情况。”
肖永红还透露，他在今年10月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关于NDM-1的电话会议时，也有马来西亚科学家表示，他们发现了本土的NDM-1基因。
当然，在研究人员看来，无论是关于NDM-1基因产生的细菌来源的猜测，还是关于产生地点的猜测，目前的研究都没有给出充足证据。“不敢说这个话，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徐建国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强调。
即使存在很多疑团，对各种“超级细菌”进行监测与防控刻不容缓，已经成为共识。“泛耐药细菌的问题越来越受关注，现在到了必须要关注的时候，因为可用的抗菌药物越来越少。”王辉说。
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当前对“超级细菌”的围堵策略仍有诸多漏洞。
据肖永红介绍，2005年起，卫生部开始组织全国多家医院建立细菌耐药监测网，目前覆盖全国150多家医院，其目的是发现细菌常规耐药的变化趋势，以及对特殊耐药现象的及时捕捉。各医院每个季度向肖永红所在的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报数据，由实验室每年对数据进行一次回顾性分析。
但目前为止，这一网络只能做到“被动监测”，对于特殊耐药现象的捕捉更是有些力不从心。肖永红认为，和全国数万家二三级医院的总量相比，150 多家医院的覆盖面与覆盖深度实在不够，一年一次的回顾性分析也无法适应当前耐药细菌越演越烈的现实；而且，该网络运行并无严格的行政约束，国家对监测点的工作也无财政投入，医院的上报“全凭责任心”。
“这次发现NDM-1是一次主动监测，如果不主动寻求，可能我们还是找不到。”肖永红说。相比之下，欧洲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监测网络，除了报送常规信息，利用谷歌地图定位每个医院，当天就能看到每个医院的情况，这是和细菌耐药的发展在比速度，要达到实时监测的水平。
“超级细菌”并不会像甲流、SARS那样可在普通人群中广泛传播，其主要传播途径是医院的院内感染。然而，在被称为“超级细菌”培养皿的医院内部，监控漏洞更不容小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控制科主任武迎红表示，该院已建立一套向临床发出耐药细菌预警的信息系统，但这一系统即使在三甲医院中，仍属“前卫”之举。而整个社会对抗生素使用的态度偏差，当前许多医院微生物检验能力的不足，都给“超级细菌”的防控带来了挑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院感控部门工作人员说：“在医院，感染控制工作无法撼动医生的用药习惯。政策制度你说了不算，没权没钱，还在让医院‘花钱’，远期效益又不能及时体现，只有当爆发事件时，当卫生部强行规范时，‘才能让我们看到一些曙光’。从这个意义上说，NDM-1引发对‘超级细菌’的关注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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