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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法律正面交锋 被精神病 引发热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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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医学与法律的正面交锋。
10月10日，由多名法律界人士在北京发布了一份《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报告中提出，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着巨大缺陷，精神病医学理论也存在“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被精神病”的风险。
此言一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其波及范围之广，早已超出了学术范畴。“被精神病”再度成为网络热词，喧嚣背后却隐藏着公众的恐慌情绪：“这么可怕的事情会不会有一天也降临在我身上？”一些精神科医生则在愤怒地驳斥说：“这是对中国所有精神科医生的集体污蔑！”但是问号已经在每个人心里浮现——
现实中的“疯人院”，难道真的无法飞越？
杨甫德(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曾参与《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起草工作)
“我们不应该把亲属
都想得那么邪恶”
记者：“被精神病”的情况真的普遍存在吗？
杨：我承认涉及财产纠纷、家庭矛盾的极端事件可能是有的，但肯定非常少见。一个人有病没病，医生不可能仅仅根据家属描述的情况来做判断，我们还会对病人进行精神检查，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判断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记者：这些案件中的当事人都是被强行送入医院的，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
杨：按照《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住院只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自愿住院；第二种是医学保护性住院，只有当患者家属或法定监护人认为他有病，医生也判断认为他需要住院时，才采取这种程序；第三种是当患者出现危害社会的行为时，由公安机关送来强制住院。
记者：面对“被精神病”的话题，您如何看待目前公众的恐慌心理？
杨：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恐慌。在是否需要住院的问题上，我们都是尽可能在患者自愿的原则下来作出决定，只有特殊情况下才会采取保护性住院或强制住院。我们不应该把亲属都想得那么邪恶，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是为了救助患者，何况入院之后还会有非常严格的把关手续。
“你想滥用
精神病收治制度都很难”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份报告对精神科医生权利过大的批评？
杨：精神科医生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因为现在对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别人说是滥用权利。可实际上，你想滥用精神病收治制度都很难，这其中有很多制约机制，比如复合会诊制度、三级查房制度等。一旦有医生编造病情被查实，轻则吊销执照，重则要判刑。
记者：报告还对精神科医生的职业伦理提出了挑战，您对此有何评价？
杨：精神医学领域是最注重伦理问题的。比如我们医院就有独立运作的伦理委员会，这个伦理委员会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大限度保护患者的权益，而不是医生或其他人的权益。
“一个人想自杀都不去限制他，这个问题就值得讨论了”
记者：法律界人士认为，应当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自主意愿，您对此持何观点？
杨：精神病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他病情特别严重的时候，确实有可能不承认他有病，不愿意配合治疗。这时我们就会权衡利弊，就可能建议他保护性住院。
记者：您如何看待精神科医生与法律界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呢？
杨：这种分歧其实一直存在。法律界人士完全是从权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忽略了精神病的特殊性。但实际上全球的精神医学领域都存在强制治疗的概念，这是为了避免患者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危险。如果一个人想自杀都不去限制他，那这个问题就真值得讨论了。
“精神病人不应当完全是
医院或政府的责任”
记者：《精神卫生法》迟迟不能出台，症结究竟卡在哪里？
杨：我个人认为是在操作的程序上还存在问题。精神病人确实处于违反本人意愿又需要接受治疗的状态时，我们的程序应该怎样去把握？另外，精神疾病虽然已经有了严格的诊断标准，但其中可量化的内容不多，而且精神病还存在多变性，这又增加了操作的难度，也是法学界比较担心的问题。
记者：《精神卫生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法律文本？
杨：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可操作性特别强的法，在细节上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另外，一定要明确监护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精神病人的治疗和保护不应当完全是医院或者政府的责任，而是要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人人都会“被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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