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孩子将来的结局。在过去，一些成年自闭症患者的最后结局，是被家人拿铁链拴起来，直至死去。直到最后人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死于自闭症，而不是精神病”。
跟自闭症的魔鬼战斗
但万香文并未轻易放弃自己的孩子。她一直在跟那个魔鬼战斗。当时，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不知道海马体、杏仁体，也看不懂大脑结构图。但她决定用最原始的土办法，打开孩子的那扇窗户。
为了改变儿子的刻板行为，她坚持将家里的家具每周都挪换地方。妈妈养鸭子、养金鱼、小鸟，魏卓每天拿着棍子赶鸭子，打鸟、用手抓鱼。妈妈让他拿牙签，插水里泡过的黄豆。这无形中让魏卓的眼手协调起来。每天晚上，妈妈拉着“看都不看她一眼”儿子的手，一遍遍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多年后，自闭症治疗专家把这种一对一的训练称作“ABA”。
万香文让魏卓在生活中学习。比如关于“水”，可以让其感知冷水、热水、温水，可以打开水龙头让其感受水流大、水流小的区别，可以让其在洗澡盆中玩水，给他搓背，放各种瓶子给他盛水，告诉他什么是泼水，什么是盛水，什么是沉，什么是浮，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干，什么是湿。
为了让听力不太好的魏卓开口说话，万香文用嘴巴贴着他的脸和手背，一次次地反复吹气，发音。终于，到4岁时，魏卓喊了第一声“妈妈”。
这些并不专业、却非常有效的办法，在她后来开办康复中心的时候，也派上了用场。老师们给孩子吃花生，锻炼他们的嘴；把海苔贴在他们下巴上、鼻尖处，引诱他们伸出舌头发音。有的孩子在训练几个月后，非常想发出“香蕉”这个词，可喉咙耸动、嘴角撇来撇去，就是发不出声，孩子、老师的泪水都在眼眶打转儿。所有人都等待着那个时刻，终于，孩子发出来人生的第一个词：“香……香。”
“喔，这实在是个好日子。”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会感慨。
豆豆是18个月大的时候从澳门来康复中心的。最初，他叼着奶嘴不吃不喝，蜷缩在床的一角，人一靠近就尖叫大哭。
在康复中心，老师用吹泡泡、扔飞碟，训练豆豆的眼神跟着物体走。让他荡秋千，玩滑板，不停地体能训练，使他忙乱地没有时间玩手。为了改变他比较一切相同东西的刻板行为，他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落单”，连枕头都没有一对儿的。他甚至每天穿着两只不一样的鞋过海关。
目前还很难说，豆豆会在这样的训练中最终变成什么样子。不过，大半年下来，豆豆康复得算是不错。以前从不说话的他每次过海关时，学会了跟工作人员说句“阿姨，明天见”。
曾被用这些方式训练过十几年的魏卓，如今已经成为康复中心里许多家长看得见的希望。
在万香文的训练下，魏卓最终可以正常地上小学。尽管第一天上学他仍然带着棍子，但进校门时，妈妈说服他留下棍子，从此，魏卓手里不抡棍子了，换成了一支铅笔。
他甚至在学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并不让人惊讶。有的自闭症患者，只要看一遍地图，就能精细地画出来；有的能背诵一本黄页，记得上10万个电话号码；还有的能在几秒钟之内算出8388628的24次方是多少：140737488355328。
自闭症的孩子面临的是一种在外人看来很分裂的生活处境：他们在考试时有部分可以达到90多分，但他们的怪异行为常常让他们不得不离开学校；他们读黑板字必须按顺序，物理老师做实验，把弹簧拉成了直的，就冲上讲台打老师，说弹簧就“只能是弯的”;放学出校门时，有人会刻板地要求同学站排走，否则在大街哭闹，不理解学生是自己回自己的家。
多数情况下，魏卓还算个乖学生。除了偶尔上体育课，他会上树把毛衣挂在树顶。语文课临时换成了数学课，他冲出教室去办公室找语文老师，哭闹着一定要上语文课。
“自闭症患者的每个脑区功能各搞各的，之间缺少协调联系，正常人的大脑演奏的是和谐的交响乐，而他们的大脑就像即兴演奏的爵士音乐。”一名研究专家说。
而万香文和康复中心的老师们，努力让这场爵士音乐听起来更像人们熟悉的交响乐。
套子里的孤独人
魏卓是在大学三年级知道自己是自闭症的。
他就读的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是“残疾人的最高学府”。心理学课上，有专门的章节讲自闭症，他看到书上列出的10多项特征，他占了好多项，他一项项给自己打分，他突然明白了自己是“自闭症”。
他找来美国的自闭症题材电影《雨人》，看到男主角雷蒙生活像他一样，非常程式化：吃鱼排必须是8块，穿的内裤必须在辛辛那提市k市场举冠街买写着自己名字“雷蒙”的平角裤。他对别人毫无兴趣，不知遗产为何物。他有过目不忘、天才般的数学能力，可以瞬间计算复杂的数学运算，却不清楚一元钱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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