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聘警察副院长是人治惯性下的怪蛋

　　7月2日，沈阳市27名有丰富经验的属地公安机关、派出所领导被聘任为8家省级医院和18家市级医院及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的安保工作副院长，指导医院开展治安防范工作(7月4日《中国青年报》)。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章第2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第22条第10款规定：“人民警察不得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任何个人或者组织。”警察掌握公众赋予的特殊执法权力，代表着国家意志，公权只有为全体公众服务才合乎公平正义。角色定位与法律规定乃是公安机关决策行为的逻辑起点。显然，人民警察屁股坐歪代替本当由社会有偿安保承担的职责，变相异化为医院“院丁”“警卫”于法无据，因为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

　　涉事相关机关称，此举将“进一步增强医务人员和患者安全感，达到医院内部医患纠纷明显减少”云云的良好效果，在我看来，这项多只能算是一厢情愿的望梅止渴。因为退一万步讲，司法权力与医疗行业联姻就算短期内能打击所谓“医闹”，从长远计也势必反而可能激发医患矛盾。更何况，事实证明良好改善医患关系从来都是得益于医院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因，而不是依靠警察警械的外力推动。

　　相关负责人还称，为了指导医院处置医患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聘任安保副院长可以指导医院处置医患纠纷，防止矛盾激化，指导医院制定并完善防恐怖防破坏防灾害事故防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等等。我不禁请问：维护社会秩序本乃警方天职，不担任副院长难道就不能做上述“许多工作”了吗？更何况，谁能告诉我：警察进入医院领导层后，究竟是代表公安部门行使执法权还是为医院代言充当守护神和“打手”？以副院长警察双重身份处理医患纠纷时，首先算警察还是算副院长？处置医疗纠纷引发治安案件时，谁能保证副院长警察不歪向医院一方而保证执法公正？

　　在我看来，医院聘警察当副院长如若不是刻意做秀炒作，则归属少数官员多年人治思维惯性之产物。我所谓的人治思维惯性大抵包含三层意思：决策行为不依法行事，甚至不惜违反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而一时心血来潮拍脑袋搞创新，此其一；其二，过度迷信人力倚重警械，片面认为有了警察警力警械，医患矛盾就不会发生，医院稳定就有了保障，相关官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其三，在对待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因应逻辑上本末倒置，不着眼“防”而迷信“治”，不着眼“疏”而迷信“堵”，一言蔽之，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事实上，迷信警力的“治”“堵”思维也与高层要求相左。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早在答香港《明报》记者因应群体事件相关提问时就说过：党中央、国务院对处理这类问题的原则历来都是非常明确的，一是要事前化解一些容易产生矛盾的问题，防患于未然。二是一旦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到第一线，直接到群众中面对面地做解释和说服工作。除了发生打砸抢烧这些不幸的情况之外，原则上不能动用警力。三是事态平息之后，要迅速总结教训，该追究责任的要追究责任，同时制定整改方案，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公安部长孟建柱也曾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要坚持“三个慎用”(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坚决防止因用警不当、定位不准、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坚决防止发生流血伤亡事件。《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则明确要求，对尚未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行为，不得动用警力直接处置，不得使用警械和采取强制措施，

　　迷信警力维稳更有教训可鉴。《南方周末》曾报道发生于内江的一起“抢尸”事件。原本只是一起寻常交通肇事及医疗纠纷，却演化成一场举地方政府之力“抢尸”以平息群体事件的维稳“力作”。因为相关官员自认为的“群体性事件的苗头”苗头，遂出动上百警力连续奋战将尸体抢到手，把“苗头”压制下去了，却把自己推到了群众的对立面上。在贵阳瓮安事件相关会议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深刻地指出，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石强调，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我不知道，上述能不能成为医院聘警察当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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