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悲剧折射工业化冷漠 员工沦为纯生产工具

工业化冷漠下的富士康“帝国”

如同锈蚀的螺钉，他们从富士康高速运行的生产线上掉了下来。

5月21日凌晨4时30分许，21岁的南钢从富士康龙华园区宿舍楼上跳了下来。这是富士康今年5月以来的第五起“高楼坠落事件”。统计数字触目惊心，今年这个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已经接连发生了10起坠楼事件，8人死亡、2人重伤。

记者日前来到富士康龙华园区，在将近一周时间内，找到了南钢、马向前、饶乐琴的工友，我们试图解读这个问题：在富士康，人是什么?

富士康乐园?

2009年5月，湖北黄冈人柳江接到一个电话，是他的同乡南钢打来的，“来富士康吧!”

南钢是柳江的“发小”，2009年3月份从东莞的一家电子厂辞职来到富士康。

不仅工资高，甚至连衣服都用不着自己洗，在南钢的嘴里，富士康简直就是一个“乐园”。

第二天，柳江就带着简单的行李从东莞赶赴深圳。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就是南钢提及的乐园，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将近30万人。

每个工作日早上，蚂蚁般的人流从散布于园区各处的宿舍涌出来，穿过纵横交错的园区街道，流向繁忙的生产线。

富士康在一些主干道安排了保安充当交警的角色。工作、吃饭、睡觉，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看上去一切似乎都很完美。

南钢没有说谎，同样是电子工厂，柳江每个月在富士康可以拿到1700元左右，原来在东莞那个企业只能拿到1300元。然而，柳江觉得不适应。这里人多，秩序井然，但没有什么生活气息。“路上看不到相互追逐嬉闹的场景，也没有大声喧哗的场面。”来自重庆的员工姜明证实了柳江的感受。

普工年龄一般在18岁至25岁之间。但一进入富士康，这些不少还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就迅速地“老成”了起来。

这里的宿舍同样安静得让人有些害怕。在龙华园区G座的女工宿舍里，每层楼都有一台公共电视，电视前面有很多椅子。到了傍晚，会有一些女孩子围坐着看连续剧，但音量大多调得非常低。

“我们宿舍里很少说话。”来自贵州的张瑶说。宿舍里是一种从早到晚的安静，每天24小时，看不见任何人在走道里奔跑或者大声喧哗。

在一个30万人聚集的地方，却像是在荒野里，找不到人可以说说话。

泰勒主义的恶之花

柳江在富士康的PCEBG事业群(企业资讯系统产品事业群)上班，他主要负责其中的冲压环节。

在富士康，所有的生产环节都被细分。每一个工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几个动作。在PCEBG事业部的一条生产线上，女工简洋正在不停地测一块电路板的正负级。她动作很快，几乎2秒就可以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一天要测试多少块电路板。

“只能站着，不能坐着。”她笑笑，习惯了。

站着未必更辛苦。在她旁边的一排工友，手指上带着薄薄的橡胶手套，一直在低头做电路板，这样的姿势，一保持就是一天。

同样，在富士康，一线员工的生活环节也被细分，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己的生活。富士康的生产是“表格化”的，不同班组的上班时间被有序地错开。这决定了富士康员工的生活也是“表格化”的，不同班组吃饭、睡觉、娱乐时间也需要错分开来。“如果白班是7点30分开始，中午12点到1点之间就是吃饭的时间。”湖北人江山说，去掉排队和走路的时间，真正吃饭的可能只有中间的20分钟，如果这个点不去吃饭，就吃不到饭了。

为了实现效率，在富士康，要洗的衣服也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段送至规定的地点，每天专门的洗衣公司会回收三次。

“不用洗衣服，有人做饭，工作以外全部被他们‘外包’了。”江山说，他感觉越来越累，晚上8点下班，开始还去网吧打打游戏，现在则直接回宿舍洗洗就睡觉，江山说，时间长了，连买报纸的心情都没有了。

在“科学细分”的生产环节、生活环节共同作用下，富士康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工厂规模不断扩大。

1988年在深圳建厂后，富士康迅速壮大，目前在深圳地区的员工人数达到42万人，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总员工数则已超过80余万。

这种细分的生产环节、生活环节，在富士康被称为效率。它其实早有一个名字，叫“泰勒主义”。其精髓就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理论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宝。

工业化冷漠

柳江和南钢是很好的朋友，但到一个工厂工作后，两人的见面次数并没有增加。柳江说，我们和同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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