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广正两位教授赴河北威县走访了张大昌先生。而后形成了《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的《辅行诀》（1998年），在王淑民1999年出版的《敦煌石窟秘藏医方》一书中即有《辅行诀》的记载，其版本与《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相同。为了进一步探索《伤寒论》的学术渊源，钱超尘教授也十分重视《辅行诀》的研究，在此后的10余年间，钱教授从同行或张大昌的弟子处陆续收集到其他6个版本，2007年6月还亲自到河北威县见到了张大昌的11位弟子，其中包括曾亲睹《辅行诀》卷子原件的王子旭，获得了很多关于《辅行诀》的珍贵资料。 版本的对比
1.三个重要的抄本
《考释》本 《考释》本是最早正式公开出版的《辅行诀》版本。其特点是：资料来源较为可靠，版本校注出自专家之笔。此处特引王雪苔教授在《敦煌古医籍考释》中对《考释》本《辅行诀》资料来源的说明：“今存两种抄本。甲本乃张大昌弟子之间转抄者，保留原貌较多，但转抄中偶有省略及按抄者理解妄加改动处；乙本乃张大昌追记而成，内容较全，但难免有误记之处。现以甲本为底本，并据乙本补入缺文，凡补入文字均在其下加重点符号‘·’，不另作注。”而王雪苔教授不仅是中医文献方面的专家，且是亲自走访张大昌的第一人（曾先后于1975年年底和1976年年初两次到河北威县调查）。由此可见，《考释》本具有严谨性和相当的权威性。此后十几年间，关于《辅行诀》的研究也基本上都是以《考释》本为基础，这对于《辅行诀》研究的连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仍选择《考释》本为底本。《考释》本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的形成仅限于张大昌的记忆本和其弟子传抄的一种版本，资料单薄，使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对困难。
范志良抄本 范志良，张大昌大弟子。其1965年抄本虽然不是从卷子本直接抄录而来，但是比较接近卷子本。通过对照校对，它在内容上和《考释》本的差别不是很大，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版本比较真实可靠。越早的版本保留原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把范志良的这一早期抄本作为主要校本是很有意义的。这一版本的最大价值在于，其中记载了金石药，而这是《考释》本中所没有的。后据张大昌弟子回忆，张大昌在捐书时有意删掉了金石药的部分。就陶弘景的身份而言，金石药常为道家所重视，从这个角度考虑，书中载有金石药当在情理之中。对照中研打印本，其文章末尾处载有：“石青木、石胆火、石硫磺土、石金、淄石水、代赭石木、石火（以下残断）。”由此可知在张大昌最初捐献的版本中是有金石药的。据此，笔者认为金石药当为敦煌原卷子所有。
中研打印本 此打印本原系山西中医药研究院中医文献学家李茂如先生所存。李老先生生前对伤寒文献研究颇有建树，对《辅行诀》也十分重视。李老先生于2000年去世，其文献资料交山西中医研究院赵怀舟同志整理。赵怀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拜钱超尘教授为师，当得知钱教授正在做《辅行诀》相关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就于2005年2月将李茂如先生收藏的这份《辅行诀》中研打印本复印寄送予钱超尘教授。
之所以重视中研打印本，原因在于通过对该版本的仔细研读，并与其他资料对照研
究，此版本较为接近张大昌先生的背诵稿。王雪苔在《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调查与校勘考释》一文中清楚地介绍了中研打印本的由来，明确了中研打印本即为《辅行诀》的第一个校本。据此，我们把中研打印本作为旁校本。在王老的文章中提到了一个“王子旭”抄本，也就是“甲本”的原形，但是该抄本的原件已经不知所在。这一版本的毁损对于《辅行诀》的研究是一重大损失。 2．其他版本
此外还有：衣之镖抄本（1976年5月）；刘世忠抄本（1979年12月）；王云廷抄本（时间不详）；《经法述义》本（1995年）；孙伯果抄本（1976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共计6个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多是张大昌之弟子抄录或辗转传抄而成。《经法述义》中记载：“张大昌从其父张阿翮手中传得此书，从十三岁开始咏诵此卷，记忆纯熟，铭记于心。及后临床亦多取此书方论而获良效，遂将此书教授弟子，相与传抄。”据悉，张大昌共有弟子十余名，每个人手上基本都有一部抄本。据张大昌的弟子衣之镖讲，诸抄本大体是两类，即有&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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