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一部重要的敦煌遗书。它的发现，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给《伤寒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思路，是《伤寒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长期以来，关于它的文献资料十分稀少，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深入。经过近20年的搜集整理，伤寒文献专家钱超尘教授获得张大昌弟子先后抄录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14个不同抄本。笔者跟随钱先生对现有的这些文献进行细致的研读，对所掌握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现存版本的来源及诸个版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以期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进行重新校注选定最佳的底本和校本。
【关键词】 辅行诀 版本 对比研究
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的发现，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给《伤寒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思路，是《伤寒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该书的确切名称当为《五行诀五藏用药法要》。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辅行诀》的研究囿于资料的稀缺，始终没有得到更深入的发展。伤寒文献专家钱超尘教授经过近20年的搜集整理，先后获得张大昌弟子抄录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14个不同抄本。例如：①中医研究院打印本（1975～1976年）、②范志良抄本（1965年2月）、③衣之镖抄本（1976年5月）、④刘世忠抄本（1979年12月）、⑤王云廷抄本（时间不详）、⑥经法述义（1995年）、⑦孙伯果抄本（1976年）、⑧《敦煌古医籍考释》本（1988年）、⑨《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等（后两种为正式出版发行本），基本囊括了现有的有关《辅行诀》的大部分文献资料。同时钱教授还多方走访与《辅行诀》的发现和研究相关的人员，亲自到河北广宗县，与张大昌弟子座谈，尽可能多地掌握关于这本书的真实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为了能够整理出一个尽量接近原卷子的版本，更好地对其与《伤寒论》之间的学术渊源进行挖掘，笔者跟随钱先生对现有的这些文献进行了细致的研读，把《辅行诀》现存的几个版本加以对比和筛选，以期为《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进行重新校注选定最佳的底本和校本。
版本的来源
《辅行诀》原卷子藏于敦煌藏经洞。1907年法国伯希和至敦煌盗宝曾选中此卷，后被装箱的王园道士暗中留下。1918年河北威县张南奉命去张掖收购军马时顺便前往敦煌，偶然间从该道士手中买下此卷子，后送回原籍家中世袭珍藏。1966年“文革”期间卷子不幸被毁。幸有张大昌在广宗县的弟子王子旭在文革前曾进行过抄录。20世纪70年代初，张大昌开始追记卷子本的内容，并拿王子旭的抄本作为参考。因王子旭抄录时仅为十二三岁，其抄本难免次序不整，错讹颇多。后该抄本又经张海州复抄。1974年初，张大昌将自己的追记本寄送中国中医研究院。起初并未引起重视，后转交至马继兴教授手中。经过马教授反复考察，认为此书绝非今人伪造，其成书下限决不晚于宋初。1975年还就此卷子征求了有关文史专家的意见，社会科学院张政和李学勤两位教授作出“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作为一种古籍的传抄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结论（此即王雪苔1988年为《敦煌古医籍考释》本《辅行诀》校勘所用的“乙本”）。 当时王雪苔正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负责中医线装书的鉴定工作，此书转到他手后，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委托其负责该文献的调查和处理工作。1975年底王雪苔直接到河北威县进行调查，才得知1975年4月张大昌曾再次向中医研究院献书，所寄材料就是张海州抄录的王子旭抄本。所幸的是，回到中研院后王雪苔几经周折找到了这个抄本（也就是1988年《敦煌古医籍考释》本《辅行诀》校勘所用的“甲本”）。王雪苔教授将张大昌追记本、其弟子手抄本两个本子互相对照进行校勘厘定，形成了《辅行诀》的第一个校本，即中研打印本，其时间是1975年12月16日。而后于1988年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王雪苔以“特邀编写”的身份根据甲乙两个版本完成了《辅行诀》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本（简称《考释》本）。20世纪90年代初，张大昌弟子们把张大昌的部分藏书和临床经验汇总合集而成《经法述义》，其中收录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即所说“经法述义”本。1991年，为了进一步考察敦煌卷子本的发现经过及其特征情况，中研院王淑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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