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义上是“象”层次的（功能性）脏腑，而现代医学的“脏腑”只是“数”水平的（形质的）脏腑。如果把中医学的“脏腑”概念与现代医学的“脏腑”等同起来进行研究，则显然与中医学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驰。这也是目前脏腑辨证、八纲辨证等理证的现代化研究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任何的理证都有中医学理论的“象”在其中，对理证进行现代化研究则不可避免地要对其进行抽象，但抽象恰恰是中医学研究最大的敌人。方证的研究却没有或很少涉及中医学“象”的内容。无论是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最后都要落实到方药上去。只有通过方药疗效的反证，方能验证其辨证的正确与否。离开了具体的方药，辨证则变得空泛而笼统。所以，日本现代著名汉方医家矢数道明说：“证候学也罢，方证相对学也罢，归根结底还是落实在处方学”。如果总结和整理方证的识别经验，寻找证与方对应的关系，并实现方证的规范化，则可为中医诊断客观化的第一步。以此为基础，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就一定能够找到证的量化指标，使方证识别更为准确和客观。这对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对中药的开发利用都将有积极的意义。从学科发展及临床治疗要求来看，中医学的确需要构筑一种全新的方证论治体系，这个体系应该是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定性到定量、从模糊到精确的辨证论治体系［3］。这个体系应包含中医学所特有的科学理论、专家经验（历代医家的临床有效治疗)和定量分析。 因此，中医学可以借鉴现代医学以“疾病”为单位的诊疗体系，建立以“方证”为单位的中医诊疗体系。现代医学可以确立许多不同系统的疾病，而中医则可以确立许多不同类别的“方证”，由于疾病的复杂多样和千变万化，对疾病命名以后再寻找对抗手段往往会穷于应付。而人体自身对抗疾病的反应形式（中医学总结为方证）却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医学几千年来已对其进行了极为详尽的归纳和概括。如果对这些方证的运用规律进行规范，使方证的诊断规范化，则确定“方证”以后可执方（或用一方或加减或用合方）驭万病，以不变应万变，把中医学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正如徐灵胎所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这样，中西方医学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疾病与方证）向共同的目标（治愈疾病）迈进，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贡献。因此，方证规范化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充分发挥中医学辨证论治优势的需要，是中医学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可能途径。
2如何开展方证规范化的研究
21根植于临床是方证规范化研究的总原则中医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很强的医学，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与临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医学的特点。尤其是方证，是数千年临床经验的结晶和精华。人体证候是在内外因素，如环境、饮食、情志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以某一脏腑组织为主的，多系统、多层次、整体性的病理状态。动物“证”的模型，是严格按处理因素复制的单病因模型，脱离了中医学的自身特性，不符合中医自身规律，难以反映中医证候特性和本质。因此，研究中医不应只局限于在实验室中做动物实验或造模分析，更应从其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中进行研究，即进行临床研究
［4］。从临床出发，以病人为研究对象，采用循证医学的原则，先从临床研究开始进行方证规范化的研究，这样更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更符合中医学和方证自身的特点。 22从经典方剂的研究开始进行方证规范化方证相应理论始于张仲景的《伤寒论》，倡导方证相应的医家也多为伤寒学家，所以研究方证从《伤寒论》的方剂开始是较符合方证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仲景《伤寒论》有“方书之祖”之誉，其方剂主要特点是在重视实效的基础上，力求方剂主治与药物配伍精确、规范。《伤寒论》之后有许多方书，记载了数以万计的方剂及其适应证，但都比不上《伤寒论》影响的广泛、深远，原因之一是因为后来的方书不具《伤寒论》完整的、富有科学性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因此方证规范化的研究应从《伤寒论》中的经典方剂开始。
23采用流行病学、数理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从循证医学的角度进行方证规范化研究嵇波等［5］认为，可以采用临床流行病学的程序和思维方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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