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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痧症医籍系统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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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八脉总论”理论主要来自《难经》，“治痧当明经络”来自《痧症全书》。
约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成书的《陈修园医书二十一种》收入了《急救异痧奇方》(又称《急救奇痧方》)。该书传诵一时，收录54种痧症。与上述诸书不同的是，该书多将症状拟物化，并以其肖似物命名，如乌鸦痧、蛇痧等。在同类书中，“痧”或写作“翻”、“挣”。从其学术意义来说，此当为清代第五大痧症医籍。
至此，清代五大重要痧症专著俱已现身，时光亦早已步入清代中期。新疫病(真性霍乱等)的来势汹汹，使众多医家措手不及。清代青浦名医何其伟(书田)感慨说：“自来厉气与正气并行于一气之中，故感而患痧者，无岁不有，亦无时不有。”[5]为了应对时隐时现的旧疫病和前所未见的新疫病，社会的第一反应是翻刻旧痧书，以解燃眉之急。在翻刻过程中，若不甚满意原作，也有人会根据当时情况，稍作改编，或将数书合刻，或汇萃重编，使这一时期痧书大行于世。然而这些后续的痧书，多从上述五大痧症医籍演化而来。
痧书的翻刻与改编
本节对翻刻的痧书，重点辨析那些容易混淆的内容。例如有些书籍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却是同一旧痧书的翻版。《痧症全书》衍生之书就是典型例证。
1.《痧症全书》的翻刻与改编
清代五大痧症医籍中，翻刻次数最多(20余次)的当属《痧症全书》，尚不计合刻本和被他书改编后重梓的次数。根据《联目》对现存版本的记载，可以看出，《痧胀玉衡》的早期影响力要大于《痧症全书》，其证据是国内康熙间刻本的大量存在，且分布地区甚广。同时，日本从享保八年(1723年)到宽保元年(1741年)，就有4种《痧胀玉衡》早期的刻本的存在[6]，这足以说明其在邻国日本的影响。而《痧症全书》从嘉庆三年(1798年)，也就是删减版的《痧症全书》付梓以后，就成为大热门。其中何汾(丹流)当居首功。他把一个繁冗复杂且有抄袭嫌疑的本子，改造成一个简明扼要、井井有条的实用之作，使《痧症全书》的影响远超《痧胀玉衡》。《痧胀玉衡》在清代中后期仅有4次明确的刊刻纪录[4]。《痧症全书》自问世以来，经数十次翻印，其间或改编删订，或变更书名，其形式、内容屡经变迁，版本流传错综混乱，致使该书原貌渐失，形成几个版本系统[7]，造成书目著录的混乱，影响到对该书传承脉络与学术源流的了解。
沈金鳌(芊绿)《沈氏尊生书》(1773年)卷二十一“杂病源流犀烛”实际上是清初王凯的《痧症全书》。此后冯敬修将《沈氏尊生书·杂病源流犀烛》改编后而单行，名为《痧胀燃犀照》。
道光六年(1826)的金华重刊本《痧胀名考》(又名《痧胀原由》，或误作《痧眼原由》)也是从“杂病源流犀烛”卷二十一而来，是窃名单行本，且堂而皇之署名“钦命太医院正堂镜湖氏钱松著”[8]。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沈氏尊生书·杂病源流犀烛》卷二十一又被单行，书名《痧胀源流》。可见《痧症全书》已存在许多同书异名现象。
2.《痧胀玉衡》的翻刻与改编
《痧胀玉衡》同样存在翻刻与改编问题。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汉邑徐东皋梓行《治痧要略》一书。该书包括
理论和方药，并无具体痧症的治疗，据载乃明末清初欧阳调律集著，清·汉南罗星六抄授。但该书编写过程中亦参考了李菩的同名之作，如“焠痧斑法”即与李氏“论痧斑”文字相同。而且其中很多内容看起来像是《痧胀玉衡》的另一节要本。时隔百余年，其中哪些内容是欧阳氏原有，已无可考。
最迟至嘉庆末年(1820年)，宁慈盛朝扬辑《痧胀玉衡摘要》付刻。该书更为简洁，只选用了《痧胀玉衡》“易为人所晓者，并参以各书所载良方”[9]。故除理论部分大大压缩外，诸痧只选取6种，方药也只保留便用七方和绝痧方。另附试痧与治痧秘方。
道光元年(1821年)，《治痧症穴法要诀》(简称《痧症要诀》)问世。此书系“暨阳陈氏秘本，相传已久”[10]，由陈氏后裔陈汝銈付梓。该书分44痧，分别绘图说明针刺的部位或穴位。图后或附文字说明，讲述该痧的症状、病因病机或内服方药，内容多采自《痧胀玉衡》。
3.《治痧要略》的更名与衍化之书
道光元年(1821年)，高杲(亭午)著《治痧全编》。此书虽名为增著郭右陶之书，但自序中云：“今年秋得乡先辈手抄珍藏郭右陶先生所著《痧症要略》一卷，徂来朱蓼庄先生参订。”[11]而李菩之《治痧要略》雪鸿堂刻本书名便是“蓼庄参订治痧要略”，正与之相合，高李二书内容又大同小异，因此，李氏之书很可能在流传过程中，又更名为《痧症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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