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干扰素γ(INF-γ)等。CRP基因表达的调控主要是在转录水平,转录后机制也参与。CRP的生物学特性：具有免疫识别特异性及免疫调节功能,它能增强白细胞反应性补体固定、炎症部位细胞碎片清除,是亚临床感染的一个敏感指标[3]。近来还发现CRP在血小板介导的细胞毒作用中也发挥作用：一方面,可能通过氧化的CRP激活血小板;另一方面,CRP与血小板激活因子(PAF)的结合,抑制PAF刺激血小板聚集及释放花生四烯酸、PAF诱导中性粒细胞脱颗粒和产生过氧化物阴离子及PAF与中性粒细胞结合,从而发挥其在炎症反应中的调节作用[4]。 传统CRP 测定方法敏感度不高,文献报道的CRP 检测极限可达0.005～0.100 mg/L。新近开发的CRP测定方法包括激光比浊法、速率比浊法和酶联免疫法等,均可精确、快速、定量获取CRP的值。早期研究多使用ELISA法。高敏CRP( hs-CRP) 是测定的灵敏度(检查下限)和测定范围不同,通常可检测到<0.2 mg/L的水平,以便区分低水平炎症状态,这对于确定冠心病的危险性很重要。健康人群hs-CRP 参考范围中位数为0.58～1.13 mg/L。
2 CRP 与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抵抗不但与糖代谢紊乱有关,还可导致 LDL、甘油三酯水平升高,血管内皮功能紊乱,并容易导致大血管病变。胰岛素可以抑制肝脏合成CRP,因此在胰岛素抵抗状态下,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对肝脏合成CRP的抑制作用减弱,引起CRP升高。基础研究表明,炎症本身可以引起胰岛素信号转导异常,从而引起胰岛素抵抗。Leinonen等[5]发现校正年龄、性别、 体重指数(BMI)后,胰岛素抵抗与CRP 浓度及血管内皮功能紊乱程度成正比。Jin-Wen等[6]证实CRP可以引起血管内皮胰岛素抵抗和功能紊乱。糖化血红蛋白(HbA1c)是胰岛素抵抗的独立危险因素,其含量与CRP浓度成正比。
目前有学者认为炎症在2型糖尿病发病机制中起媒介作用。其中来源于巨噬细胞、脂肪及内皮细胞分泌的IL-6、TNF-α、IL-1等炎性因子,由于长期过度分泌,导致胰岛B细胞分泌胰岛素功能受损及产生胰岛素抵抗[7],同时这些因子均可导致CRP合成增加。
近年来的研究均证明CRP位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具有调节单核细胞聚集作用[8,9]。在斑块的表面即斑块最脆弱的位置,炎症细胞大量渗入,使斑块不稳定而爆裂。血清Hs-CRP含量反映了动脉粥样硬化栓塞损伤的脆弱性和斑块破裂的可能性,它对冠状动脉急性疾病的表达较准确,实际上是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和纤维增生反应各种细胞因子信号的放大[10]。ECAT(欧洲血栓和残疾研究)研究发现,Hs-CRP浓度每升高一个标准单位,心肌梗死或猝死的危险增加45%。
3 CRP与2型糖尿病的关系
大量的研究证实 CRP与2型 DM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美国进行的“心血管健康研究”中,对5 888名年龄大于65岁的老年人群进行了3～4年的随访,以了解炎性标志物与老年患者糖代谢异常的关系,结果显示CRP升高者DM发病率增加2.3倍[11]。在苏格兰冠心病预防研究中进行5年随访,单变量分析发现CRP是发展为2型DM的重要预测因子。CRP水平平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发展为2型DM的危险比( HR)增加1.55。多变量分析,校正BMI、甘油三酯、血糖后,DM组与对照组CRP水平仍有明显差异(HR=1.3),CRP水平最高组发展为2型DM的危险度较最低组增高3倍[12]。Barzilay等观察了正常空腹血糖的老年人,其中数年后发生糖尿病的人群基础CRP水平较未发生者高,从而提出糖尿病及其大血管并发症是炎症性疾病的假说。第三次健康与营养调查研究(NHANES Ⅲ)数据表明肥胖或已患有糖尿病的人CRP水平升高,健康空腹血糖正常的人群CRP浓度最低(平均2.8 mg/L),糖耐量受损的人群具有较高的CRP浓度(平均3.2 mg/L),而那些已诊断为糖尿病的患者基础CRP浓度最高(平均4.6 mg/L)。在一项包括2 052名年龄45~74岁的男性研究中,Horand等[13]发现在高限25%的CRP水平同2型DM发生的危险性相关。与基线CRP水平低于0.67 mg/L的人相比,那些高于2.91 mg/L的人群发生糖尿病相关事件的危险要高出近3倍。因此研究者们推断“炎症在糖尿病病因学中发挥作用”,认为炎症反应是糖尿病高危因素(肥胖、吸烟、高血压)的共同发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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