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2%（16/21）、66.7%（14/21）。MRP1和GSTπmRNA在胆管癌组织中的表达具有良好的正相关性，Spearman系数分别为0.169（P<0.05）和0.147（P<0.01）。见表2。表2 MRP1和GSTπ mRNA在胆管癌组织中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分期的关系（略）
3 讨论
化疗是目前治疗肿瘤最有力、最常用的手段，而MDR 现象却是造成治疗失败的主要因素，对MDR的研究成为近年来肿瘤领域的热点。肿瘤耐药的原因多种多样：Pgp的过表达，MRP表达的增加，谷胱甘肽相关酶的改变，拓朴异构酶Ⅱ的改变，蛋白酶C的变化等均参与其中。
相对于胃癌、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而言，胆管癌对于化疗药物的敏感性更差。吴舟锋等［4］通过体外实验研究发现：肝门部胆管癌对多种抗癌药物的敏感性如下：表阿霉素为58%（14/24），阿霉素、卡铂均为54%（13/24），顺铂为50%（12/24），氟脲嘧啶为17%（4/24），甲氨喋呤为4%（1/24），参照比较胃癌、结肠癌对于同类药物敏感性数据，说明胆管癌对临床常用的化疗药物耐药性更强，而多药耐药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多药耐药相关蛋白（MRP）是除MDR1/Pgp外一个重要的MDR机制。MRP1是从小细胞肺癌H69/AR耐药细胞系中克隆出的耐药相关基因表达的蛋白，广泛分布在各种正常组织和肿瘤组织中。MRP1与Pgp同属ABC超家族膜转运蛋白，主要通过转运GSX复合物及参与胞质囊泡运输，介导阿霉素、长春新碱和VP16等的耐药［5］。GSTπ对抗肿瘤药物同样具有解毒作用，其作用机制则不同于Pgp：GSTπ能通过酶蛋白自身的氧化清除机制清除抗癌药物在体内产生O-3、H2O2、羟自由基等活性氧或自由基，从而防止药物代谢生成的活性氧类物质对膜磷脂的损伤；氧化型GSTπ还可再经转硫酶被GST重新还原成带SH基的活性型酶，从而实现氧化还原形态的循环利用。GSTπ还可以催化还原型谷胱甘肽与亲电子性药物非共价结合成GSX复合物，再转运出胞外而解毒，从而使肿瘤细胞对某些化疗药物的抗性升高，导致化疗的失败，由此看出GSTπ和MRP在抗癌机制方面具有明确的功能联系。国内外学者在胃癌、结直肠癌、骨肉瘤等恶性肿瘤中均发现GSTπ直接或间接引起MDR［6，7］。临床研究证实：GST阳性往往提示对顺铂、多柔比星、环磷酰胺等药疗效不佳，而应用谷胱甘肽合成酶抑制剂（BSO）能够逆转人肺腺癌多药耐药细胞株A549/DDP对后顺氯氨铂（DDP）和阿霉素（ADM）的耐药［8］。
本实验采用RTPCR方法检测MRP1和GSTπ在未经化疗的胆管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结果显示：MRP1、GSTπmRNA在胆管癌组织中的表达阳性率分别为76.2%（16/21）、66.7%（14/21）；显著高于对照组；MRP1和GSTπmRNA在胆管癌组织中的表达呈现明显正相关性，说明GSTπ作用发挥与MRP，Pgp等膜转运蛋白发挥药物外排泵功能相关［9］，提示在胆管癌组织中MRP1和GSTπ的过表达在胆管癌多药耐药方面起着重要的协同作用；而胆管癌MDR的机制非常复杂，存在多种机制、多个因素参与调控，不能用单一的元素来解释。我们是否可以将二者作为胆管组织恶变的标志物，这有待与今后进一步的实验和论证。本实验还发现MRP1和GSTπ的表达与患者性别、年龄、临床分期、分化程度、有无淋巴结转移没有相关性（P>0.05），提示：临床病理分期的相关指标只能代表肿瘤的恶性程度，并不能反映肿瘤对化疗药物的耐受能力。
罗剑等［10］应用携带人p27kip1基因的重组腺病毒载体转染人胆管癌细胞系QBC939，转染后5Fu、MMC和CTX对QBC939细胞生长抑制率显著增加，细胞凋亡率也明显升高。另一项研究发现：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抑制剂LY294002作用于胆管癌细胞系QBC939后，5FU、MMC及塞莱西布对QBC939抑制作用明显增强，且能提高其凋亡率，上述研究为针对肿瘤耐药的靶向性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鉴于此，通过检测多个MDR基因产物在胆管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检测化疗药物敏感性，依据个体的差异制定和调整化疗方案，配合应用耐药逆转药物治疗对于提高胆管癌临床疗效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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