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导的T淋巴细胞分化和细胞因子的分泌。Leung等［8］认为SR哮喘可能与辅助性T淋巴细胞亚群（Thl／Th2）细胞因子基因表达的改变有关。一般说来，变应性哮喘气道中Th2细胞占优势，其表达的IL-4、白细胞介素-5（IL-5）等导致IgE合成增加和以嗜酸性粒细胞为主的气道炎症，故细胞因子分泌和进行性炎症可导致SR哮喘。SR哮喘病人与SS哮喘相比，治疗前其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细胞表达IL-2，IL-4明显得多，但INF-γ和IL-5信使核糖核酸（mRNA）表达无明显差异。治疗后2组IL-2表达均无明显改变，但SS哮喘BALF中mRNA阳性细胞表达IL-4，IL-5的数量明显下降，IFN-γ转录增强，而SR哮喘中IL-4，IL-5无明显变化，IFN-γ却意外地下降。说明SR哮喘中IL-4，IL-5水平较高，而 IFN-γ水平较低。故SR哮喘与气道中编码Thl／Th2细胞因子的基因表达调节障碍有关。Spahn等［9］用3H-地塞米松放射配基分析法和Scatchard分析证明，与SS哮喘相比，SR哮喘病人气道中白细胞介素-13（IL-13）mRNA表达的水平明显增高。IL-13（其性质和IL-4相似）对非T淋巴细胞群，尤其是单核细胞系中GR亲和力有显著降低作用，使这些细胞中氢化可的松对抑制脂多糖（LPS）诱导白细胞介素-6（IL-6）产生的作用显著降低。孙永昌等［10］发现SR哮喘和SS哮喘在一般临床特征及基础肺功能方面无显著差异。SR型哮喘PBMC的GR水平显著降低(P＜0.05)，且地塞米松对PBMC产生IL-4的抑制作用下降(P＜0.001)。均说明SR哮喘在细胞因子方面存在异常。
3 转录调节异常 通过药物动力学和放射配基分析方法等研究表明SR哮喘病人GR在转录水平上存在异常。Adcock等［11，12］对PBMC中核内转导的GR与激素反应元件(GRE)的亲和力研究发现，在SS哮喘和正常非哮喘病人中，地塞米松可诱导PBMC的GR-GRE亲和力明显快速而稳定上升2倍，而在SR哮喘中却显著下降。通过Scatchard分析表明，GR-GRE亲和力没有改变，但能与DNA结合的GR数量却有所下降。认为SR哮喘可能同与GRE结合的GR数量减少有关。通过对SR哮喘和SS哮喘病人PBMC中转录因子活化蛋白-1(AP-1)、胞核因子-κB(NF-κB))、环磷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REB)与DNA结合位点的亲和力及其与GR结合的能力分析，发现尽管SR哮喘在炎症中活化的其他转录因子未受影响，但GR与AP-1之间相互作用显著下降。AP-1和NF-κB与GR的双信号识别是激素对呼吸道上皮细胞抗炎作用的机制［13］。SR哮喘病人细胞核中AP-1与DNA的亲和力基础水平上升。其表达AP-1组分C-fos, C-jun的mRNA数目及序列均无异常。此结果表明，GR与GRE及AP-1结合的改变或者阻碍GR-DNA结合的AP-1水平上升，是激素在这些细胞中激素抵抗的细胞学基础。
4 热休克蛋白基因表达异常 国内学者姚彬等［14］采用逆转录-多聚酶链反应（RT-PCR）技术研究PBMC中热休克蛋白（Hsp）70， 90 α,90 β mRNA的表达及采用细胞增殖抑制实验观察地塞米松对T淋巴细胞增殖的抑制程度。结果表明正常人不表达Hsp70 mRNA， SR哮喘组 HsP70, 90 α,90 β mRNA表达明显高于SS哮喘组（P＜0.01）。2组Hsp90 α,90 β均显著高于正常组。SS，SR哮喘中Hsp70， 90α,90 β mRNA表达与（地塞米松为10-7 mol·L-1时）T淋巴细胞增殖的抑制程度呈显著负相关(P＜0.01）。SR哮喘PBMC中均有Hsp70，90基因的表达，且随着炎症程度加重和持续时间的延长，这种表达能力增强；HSp90基因表达水平越高，地塞米松越难以抑制T淋巴细胞的增殖。
5 自身调节异常 GR分GR-α和GR-β 2种形式，两者同时存在于效应细胞中，有相互拮抗的作用。GR-α在激素结合 状态通过与特异性GRE的DNA序列的结合而调节激素反应性基因的表达。GR-β不与激素结合，有负性转录作用。Korn等［15］研究认为GR-β以浓度依赖形式抑制激素活性GR-α对激素反应性基因的作用，可能是通过与GR-α竞争GRE或干扰GR-α的信号传递过程而实现的。Leung等［16］通过对PBMC中GR-α和GR-β研究表明，SR哮喘的PBMC中GR-β免疫活性细胞数量显著增高。他们发现SR哮喘中细胞诱导的GR与DNA亲和力异常，可用携带GR-β基因的转录细胞系转染复制，从而导致GR-α与DNA的亲和力下降。故认为细胞诱导的SR哮喘与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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