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保持自己的自尊和权利。为保证子女顺利地完成使命，解决子女因激烈竞争出现的学习成绩滞后或心身问题，父母抱着各式心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他们期望心理医生另有妙法，既能消除子女的心理问题，又能保证子女继续竞争。这堪称是中国特色的“双重束缚”现象(2)。我们的咨客中有12例是将要参加高考的高中生。他们常见的症状是“强迫、神经衰弱、厌学、精神分裂症状”。这类家庭的父亲(或母亲)和子女往往处于冲突状态。一般是权利和自尊方面出了问题。通常是强的一方(如父亲)，以权利和自尊控制弱的一方(如儿子)，促其完成家庭使命。如果不管儿子做的如何，只要努力了就给予肯定和赞扬，问题就较少出现。相反，在这种强—弱冲突的互动中，弱方如果总是得不到奖励和肯定，而是受到强大压力和控制，他就会感到没出路，转而采取消极的适应性行为(厌学、钻牛角尖)，这就构成了症状。一旦症状出现，冲突会因家长的刻意控制有所减弱。因此这类心理问题的本质可能是：从家庭整体的角度看，是病人对家庭命运之压力的不良反应；从冲突双方角度看，症状是对父亲(或母亲)滥用权威的抗拒或妥协。须注意，弱方以症状对抗权利，不一定是对家庭命运的不负责任或对家庭主流价值观的反对。为什么以症状解决冲突呢?我们认为国人对血缘、亲情、归属和孝道价值观的敬畏和依赖是根本原因。就是说，冲突的双方无论是热战(争吵)，还是冷战(不交流)，都离不开这个“家”。在个体方面，症状有减少外界压力和增加权利的效应。
治疗师无法回避这一现实。如果治疗师企图轻视和淡化家庭的“超价观念”或命运感，就会冒破坏家庭正面价值观的风险，治疗关系将处于危险中。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应该珍惜和保护这种价值观，毕竟它是符合个人、家庭的发展与社会要求的。适宜的方法是，将家庭的这种力量转化为促进新变化的动力。具体做法：一是治疗师可采取“以退为进，请君入瓮”的策略，先向“权威”方请教他的历史经验，慢慢引出他的失败教训，促其反省。也可以谈论父亲或母亲在儿童少年时代，受到其父母表扬和鼓励时的情形和心情。二是引导“权威”方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把权利交给第三方。三是布置家庭作业让家庭成员在小事、琐碎事、无关原则的事情上展开对话和交流。比如，全家每周安排一小时，选一个大家较关心的话题，每个人谈论自己的观点，不许和别人雷同等等。或者安排定期的家庭会议进行“表扬，互相表扬”，以替代“批评，相互批评”。这些做法产生了好的效果。家庭成员学会了容忍不同的价值观及尊重别人的愿望，家庭成员间的控制和对抗的冲突减弱，个体独立负责的倾向加强了。症状失去了解决冲突的功能，也随之减弱或消失。
2.适当尊重咨客的传统就诊习惯和思维方式
系统式理论和方法来源于西方，其疾病观和疗病方式与国人习惯的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在会谈中我们发现，某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很难摆脱“直线性因果论”的疾病观和现行的疗病习惯。当治疗师以“建构现实”的观点，用“循环提问 ”和“悖论处方”这类方式实施干预时，家庭往往表现出强烈阻抗。一个患疑病症的妇女反映“你提的问题很难理解，很怪，太麻烦，不知怎么回答”，觉得医生问的问题可笑、莫名其妙。某些家庭就诊时有过于依赖医生，将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表现为对治疗师提出的问题不求甚解，随意应付，整个会谈过程象是一出“假意合作”、接触不良的糟糕游戏。有些家庭对全家参与会谈存在很大的抵触，他们会抱怨“谁有病治谁，找那么多人干什么”。可见，家庭治疗师在展开会谈前要对治疗方式多做些说明，要注意家庭对这种治疗方式的接纳程度。适当尊重传统的就诊习惯，在家庭熟悉的、能理解的水平上进行会谈。正象G.J.L.Schmidt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随心所欲的建构现实。
3.善用家庭的实际生活事件作为治疗资源
治疗师仅仅用“建构现实”的方式刺激家庭变化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细心地观察家庭在生活中或不远将来的可能的生活变动，并善用之。如在对一位患有强迫性清洁和洗手症状的女士的治疗中，我了解到她女儿2个月后就要结婚，并且婚后男方也将生活在这个家庭中。这位女士正忧虑自己疾病缠身，无力应付。对这一即将到来的变化我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该女士患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突然退休导致的社会交流及家庭交流中断。通过循环提问，讨论了一旦小家庭成立，各人角色会有何变化、生活内容有何增减等。中年妇女本来就对要进门的女婿有天然的兴趣，对将来做外婆充满期待。治疗师以“阳性赋义”的方式讨论这个话题，并提出与此有关的家庭作业，似乎使她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经几次会谈，果然3个月后她女儿打来电话，称母亲完全好了，洗衣做饭忙个不停，没空看病了。另有一例34岁的女士，患有严重的恐癌疑病症。在治疗期间突然父亲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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