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率不受影响。Cho等［18］用BLT酯酶分析(BLT esterase assay)在NK细胞的研究表明:细胞粘附分子ICAM-1能够抑制IL-12引发的NK细胞的脱颗粒和细胞毒性作用, 人ICAM-1抗体R6.5 mAb能阻断这一作用; fluo-3AM荧光测量的结果表明上述过程为Ca2＋依赖性分泌, ICAM-1能抑制NK细胞的Ca2＋离子内流。MHC-I类抗原NK细胞受体可抑制NK细胞的脱颗粒和自然杀伤作用,但是尚不清楚是哪种特异性受体介导了这种作用, 以及这些受体是否影响细胞因子分泌等NK细胞的其他功能。 最近的一项研究［19］表明, Ly-49A受体能调控NK细胞的囊泡胞吐和细胞因子的分泌,在NK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过程中， 作为MHC-I分子的一个抑制性受体而存在, 而且仅通过由Ly-49A介导的信号转导过程就足以产生抑制效应。
90年代分泌机制的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发现细胞分泌的关键蛋白质复合体SNARE是导致包括神经元、内分泌细胞和免疫细胞在内的各种细胞分泌发生的共同分子机制［20］。
在可兴奋性的神经和内分泌细胞上, 分泌活动对Ca2+浓度呈3～4次方的依赖性,因此稍微提高膜融合分子与Ca2+的亲和力即有可能触发分泌。细胞可能通过不同种类囊泡的空间定位差异来实现特异的调控,也可能通过囊泡对钙离子的敏感性或其分泌动力学特性的不同来调控不同分泌活动。小囊泡由于其Ca2+阈值高和分泌速率快, 瞬间升高的Ca2+信号更能有效地触发其分泌;而大囊泡的分泌则更依赖于缓慢的幅值较低的Ca2+信号。区分不同囊泡动力学特性和Ca2+依赖性有助于了解不同分泌囊泡的分泌调控机制。当然细胞也可能通过不依赖Ca2+信号的其它信号系统来直接调控不同的分泌,例如PKC的激活可触发分泌［21］, g-蛋白偶联的受体latrophilin也可在无明显Ca2+信号升高的情况下触发分泌［22］。许多免疫细胞如T细胞、 B细胞、 肥大细胞、巨噬细胞等受到刺激后可以立即脱颗粒, 释放其炎症因子,& nbsp;这一过程涉及的分子众多, 其分泌调控的复杂性不亚于神经细胞。
最近, Paumet等［23］在RBL-2H3肥大细胞株上对细胞胞吐的SNARE分子机制进行了研究, 发现了几种SNARE蛋白质复合体的异构体表达,其中一种23 kDa的SNAP (SNAP-23)对SNARE的形成非常重要。在syntaxin家族中, syntaxin4能够与SNAP-23以及其他的VAMP蛋白质分子, 但不能与破伤风毒素不敏感的VAMP(TI-VAMP)结合。Syntaxin 4的高表达能抑制FcepsilonRI依赖的的分泌活动,而syntaxin 2和syntaxin 3均无此作用。细胞内膜结构上存在4种VAMP蛋白: VAMP2、 cellubrevin、 tI-VAMP和VAMP8, 其中以VAMP8对细胞胞吐活动最为重要。这一研究首次表明,非神经元性的VAMP8异构体(最早在早期内体上发现)参与分泌囊泡的调控。
chen等［24］对血小板分泌的分子机制进行了研究, 揭示了SNAP-23在Ca2+引发的致密颗粒释放中的作用。血小板含有几种t-SNAREs, 如syntaxin2、 syntaxin 4、 syntaxin 7以及SNAP-23等, Ca2+引发的分泌可以被重组的α-SNAP加强而被抗NSF抗体所抑制; sNAP-23抗体或者抑制性C末端SNAP-23肽(inhibitory C-terminal SNAP-23 peptide)都可以致密颗粒的胞吐。在抗syntaxin抗体中,只有syntaxin 2抗体可以抑制致密囊泡的释放, 免疫沉淀印迹的结果证明在体内2个syntaxin 2和SNAP-23结合形成一个复合体。上述结果表明, sNAP、 NSF以及特异性t-SNARE都参与了致密囊泡脱颗粒过程。
3 免疫细胞的分泌活动和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
免疫系统、 神经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呈现一种复杂的相互影响的调节网络: 即“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 其中主要由激素、 神经递质、细胞因子三种物质来传递信息, 而这些信息分子的分泌是三者相互联系的一个基本环节。
免疫系统的稳定最终可归结为免疫因子分泌的平衡。免疫细胞的分泌活动除了受自身的调控外, 还受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调节。形态学研究表明,在几乎所有免疫细胞上都有不同神经递质和激素的受体, 同时许多种神经递质和激素受体在免疫细胞上都有分布。功能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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