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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的事件相关电位N400研究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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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on等[11]的实验中,分别设置0、200、800ms的刺激间隔(stimulu onset asynchrony, SOA),却未能在N400的时间窗口(300-550ms)发现上述状态下电极点在半球之间的波幅差异。③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 与上述表音文字的西文不同,汉字为表意文字,其N400的头皮分布与西文不同。Koyama等人[15]用日本汉字诱发的N370波幅为左半球大于右半球,差异波则为右半球大于左半球,但对此不同现象未能作出应有的解释。楼良岗等人[18]用四字成语作为刺激物,部分成语的最后一字歧变,在刺激后260-570ms记录到一负走向、但数值为正的ERP成分。它们在左、右半球之间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但有左大右小的趋势,作者认为这可能是语音因素起到了某种调制N400的作用。罗跃嘉 等[19]的研究结果提示表意文字确有左半球PSW的显著性增大,同时N400也为左半球大于右半球,表明大脑对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加工的优势半球可能不同。但是,相减后的N480波幅并无大脑半球之间显著性差异。相减之前是形音义加工的综合结果,相减之后只是语义相关成分,因此,相减后没有半球差别,表明这种表音、表意文字之间的差别只是形、音加工造成的,不一定是语义内容加工造成的。综上所述,引起N400的头皮分布的真正原因尚未肯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1.2 形、音、义对N200与N400的影响
早期的西文形、音、义之间的ERP比较研究采用简单实验模式,令被试对高频词进行形、音、义相同与不同的辨认,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晚正复合波(late positive component, LPC),结果为不同比相同的LPC潜伏期延长,但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字形、字音LPC潜伏期非常接近,二者均短于语义LPC。表明形、音的加工相似,并早于语义加工。
在语义加工产生的负波中,除了N400,还有一个清楚的N200。N400是否为一个延迟的N200,尚存在争论。由于语言加工作业的复杂性,Polich[20]、Ritter等[21]、Rugg等[6]提出,当某一刺激不是被试所期望的分类时,N400可能是延迟的N200。其证据为听觉ERP成分中只有N400而欠缺N200。Bentin等[3]也在颞部与枕部观察到一个400ms的负走向,其头皮分布与视觉N200相同。持相反意见者主要以Connolly等人为代表,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形、音、义的识别实验中以听觉通路呈现刺激[12],呈现的句子中一半为高限定句,即句末词在语义上是符合逻辑的,可预期的;另一半为低限定句,即句末词是歧义的,难以预料的。结果发现,原始N200具有传统的非语言刺激产生的N200额中央部分布,而N400为顶部分布。根据此分布,Connolly认为N400可能不是N200的延迟,并提出N200是对句尾词中首音节的听觉识别,而N400是对句尾词的语义分析。但是,这个实验结果不能解释为什么N200与N400都与语境限定的程度有关,也不能证明这里的N200就是传统的N200。因此他们改进了实验模式[11],在刺激序列中加入重叠于语句呈现时的语音校正屏蔽以提高对语义加工的负荷,从而增加N200与N400之间的功能性分隔。结果,这个语音屏蔽延迟了N400的发生,但是对N200潜伏期没有明显的作用。为了将这个波峰约200 ms,可能反映语音加工的负波与传统的N200加以区别,Connolly[13]称之为语音失匹配负波(phonological mismatch negativity,简称PMN)。为了更直接地证明N200与N400的区别,他们设计了4种作业,证明了PMN与N400在语境的语言加工上的功能性分离。他们还采用相同的实验模式,在视觉通路呈现刺激,认为PMN只是听觉通路所特有的现象[11]。Niznikiewicz等[5]用成对字与语句作为刺激物。无论在其词、句状态,同音词诱发的N200波幅最大,而同形词、语义相关或无关词产生的N200较小且相等。提示N200波幅是反映阅读中语音加工的指标,并且不受记忆负荷的影响。在同音、同形和语义无关时均记录到一个较大的N400,表明N400不能反映字音与字形之间的差异,而仍是一个语义启动的指标。由此看来,N200与N400应该分属不同的来源,反映两个独立而相互影响的过程,N200反映对文字的听觉-语音加工,N400反映词汇后认知的调节,即对语句的语境-语义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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