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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的人贵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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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uo;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孔子的后代季彦在引述了《孝经》的这句话后说：“贵有知（智）也。”[11]认为人贵于万物的原由是人有智。
东汉王充也持人贵在具有智能的观点，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12]又说：“夫倮虫三百，人为之长。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13]
唐代刘禹锡则明白提出，人为贵的原由是人具有“天亦有所不能”的“能”与“最大”的“智”。刘禹锡说：“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相交胜尔。”[14]又说：“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指人）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人之利，立人之纪。”[15]可见，刘禹锡在这里既指出了人与动物的联系，又看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
宋代二程说：“禽兽与人绝相似，只是不能推。”[16]“推”指思维的类推能力。这里二程将有无思维能力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准，认为人贵在有思维能力。陆九渊说：“人非木石，安得无心？心于五官最尊大。《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17]与二程观点类似，陆九渊也认为，人之所以贵于禽兽，是由于人有思维能力。
明代王廷相认为，人之所以贵于禽兽，是由于人的本性中具有智力和才能，使人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以为自身服务）。王廷相说：“人为万物之灵，厥性智且才，穷通由已。”[18]
明末清初王夫之从“本能”与“习能”的角度出发，认为人贵于万物的原因，是人具有很多后天习得的“习能。”王夫之说：“‘天地之生人为贵’，惟得五行敦厚之化，故无速见之慧。物之始生也，形之发知，皆疾于人，而其终也钝，人则具体而储其用，形之发知，视物而不疾也多矣，而其既（终了）也敏。”[19]他又说：“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知觉之有渐，寂然不动，待感而通也。若禽之初出于彀，兽之初堕于胎，其啄 之能，趋壁之智，啁啾求母，呴虞相呼，及其长而无以过。使有人焉，生而能言，则亦智侔雏 ，而为不祥之尤矣。是何也？禽兽有天明而无己明，去天近，而其明较现。人则有天道而抑有人道，去天道远而人道持权也。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20]他还说： “禽兽终其身以用其初命，人则有日新之命矣。”[21]这三段话意即，动物只靠与生俱来的几种本能而生存，人则尽管没有多少与生俱来的本能，但能通过后天学习获得大量的“习能”，故而人贵于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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