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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生艾滋病毒感染流行的危险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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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被调查者的7.5%［8］。另有研究报告，17%的被调查男大学生和15%的女大学生曾有过同性性行为［10］。同性恋者常有多个性伴，在对四城市165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中，被调查人报告的总性伴数、过去1年性伴数、过去1个月的性伴数的平均值为87、16、3［10］。
三、安全性行为知识的缺乏
我国大多数人对“安全性行为”的概念缺乏了解。在一项对3个省会城市和北京的1 046名医务人员调查中，只有13%的人能说出安全性行为的基本含义［15］。在对云南西南地区男村民的调查中，只有16%的非吸毒者和25%的吸毒者知道避孕套能减少HIV的传播［3］，对云南15～49岁傣族边民的调查显示，只有28%的人曾听说过避孕套。在云南省调查的2 257名大学生中，约14%的人有过性交行为，但他们当中仅34%的人知道如何使用避孕套［11］。
我国人群使用避孕套的频率很低。云南村民调查中，只有约3%的未婚男性报告在性行为时使用避孕套，发生婚外性行为的村民无人报告用过避孕套［3］。1995年在23个省对6 457名卖淫妇女的调查表明，用过避孕套的仅占约三分之一，经常使用避孕套的只有13%［16］。据上海对474名性病病人调查的结果，95%的人在第1次得性病之前从未使用过避孕套，90%的病人在未治愈前性交未使用避孕套，只有4.6%的男性和3.8%的女性报告在嫖娼或卖淫时使用了避孕套。
四、商业性性行为的增加
据公安部门的不完全统计，1986年全国收容的暗娼数量为2.5万人，1996年达到42万人。
某些民众已不再对商业性性行为持强烈的谴责态度。对北京某中专90和96两届约1 000名男生和辽宁4所中学的888名学生的调查显示，约6%～8%的被调查者同意“只要对方能给好处就可与其发生性交”［4，9］。1994年在南方3个城市对891位户籍居民进行的调查中，约6%的人报告说他们曾为非婚性行为付过钱，2%的人报告说曾为了金钱或礼物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总计约有7%的人参与过带交易性质的性行为［10］。性交易也存在于男同性恋人群，在165名被调查的同性恋者中有19%的人承认曾付钱“买”过性，18%的人报告曾因提供性服务而赚钱［10］。
五、性传播疾病的蔓延
某些性病(如淋病、梅毒等)现被公认为是增加艾滋病毒感染危险的重要因素。自70年代末性病在我国又死灰复燃、迅速增长。全国报告的性病发病率从1984年的0.2/10万，1989年的13/10万，到1995年增至31/10万［17］，然而这些数字估计仅是实际发病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调整漏报情况后，1995年性病的实际发病率为150/10万以上［18］(全国性病监测点1994年报告的发病率为140/10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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