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经过长期停顿后，1995年2月23日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为一终末期结节病肺纤维化患者行左单肺移植［24］，至今仍存活，成为我国首例成功的肺移植。1998年1月20日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又为一原发性肺动脉高压者在体外循环下行双侧序贯式肺移植［25］，至今已经存活2年，成为我国首例成功的双肺移植。 目前除北京安贞医院的2例外，国内尚无存活的肺移植病例，我国肺移植工作落后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一、 肺移植适应证问题
在我国虽然终末期肺病患者不计其数，数年中我们曾接触到一百多位可以考虑肺移植的病人，其中不少在数周或数月后死亡，但当时就是不接受肺移植，病人对肺移植手术能否成功没有信心。另外，我国不少病人对生活质量要求不高，情愿在呼吸很困难的痛苦情况下生活，也不愿意冒手术的风险，这种生活观念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
需要行肺移植的都是双侧肺部有严重病变，估计存活不到1～2年的患者，而各种肺病的自然存活期究竟是多长?我国过去的调查研究很少，不易说服患者及其家属，甚至呼吸内科医师也意见不一。更大的问题是部分医务人员对肺移植尚不理解，至少是认为肺移植尚不成熟，不愿意建议病人接受肺移植。不过1998年美国和欧洲已经有了统一的“肺移植的选择标准”［26］，这对于我国肺移植工作的开展肯定会有很大帮助。
二、 脑死亡与器官移植问题
传统的死亡概念是心脏和肺丧失功能，不过最近30年来，传统的死亡观念遇到了挑战，一方面是由于复苏抢救设备的出现，使人工维持心肺功能成为可能，心跳呼吸停止才算是死亡的观念受到置疑；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料表明当脑干受到广泛而不可恢复的损伤时，既使人工维持的心肺功能非常好，也不能真正挽救生命，而只是在延迟心肺的死亡过程，诊断脑死亡的所有患者的心脏迟早要停止跳动［27］。因此从中枢神经系统角度来定义死亡就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患者家庭的痛苦，也可以减轻医院和社会的负担。
因此，1981年美国总统研究医学生物学伦理和行为委员会通过了确定死亡的医学、法律和伦理的报告［28］，很快美国所有州都接受了这个报告确定的诊断死亡的统一标准“一个人无论是循环呼吸功能不可恢复的停止了或是脑子包括脑干的功能不可恢复的停止了，就是死亡，应该宣布死亡”。1983年脑死亡原则已经基本完善［29］，西方国家普遍接受脑死亡原则，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
我国目前尚无“脑死亡”立法，无法象西方国家那样，在判定脑死亡后在有呼吸、心跳的情况下摘取供肺，即无法获得有血流灌注的供肺，只能使用呼吸、心跳停止后的尸体肺，供肺的质量没有保障，一些术前必要的检查也无法进行，影响术后处理及效果。因此，呼吁和促进脑死亡法的通过是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三、 经济效益问题
数年前美国统计做1例肺移植，手术本身要支付24万美元，是几种大器官移植中费用最高的。到1998年在美国一个恢复最顺利的单肺移植手术也仍然要支付13万美元，病人术后还要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我们在精打细算的情况下开展这项工作，也需一、二十万元人民币。虽然只有西方国家花费的十分之一，仍有一些人认为不值得。但概念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与用呼吸机、起搏器、静脉营养或管饲长年维持毫无希望的植物人的花费相比，用在肺移植上的费用就非常有价值了。 肺移植为终末期肺病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法，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也已经完全能够开展这项工作，只要不断努力，相信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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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ardy JD,Webb WR,Dalton ML,et al.Lung homotransplantation in man.JAMA,1963,186:1065～1074.
［3］Derome F,Barbier F,Ringoir S,et al.Ten month survival after lung homotransplantation in man.J Thorac Cardiovasc Surg,1971,61:835～846.
［4］Veith FJ,Lung transplantation 1970.Ann Thorac Surg,1970,9:580～583.
［5］Veith FJ,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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