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 1 和VEGF在大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2006年7月-2007年12月在本院行大肠癌根治术切除石蜡标本61例，其中男性41例，女性20例;年龄33～80岁，平均年龄55.7岁;术前均未接受放、化疗;病理诊断均为腺癌，其中高分化癌l4例，中分化癌22例，低分化癌25例;Dukes分期为：A期9例，B期20例，C期24例，D期8例。同时收集大肠癌两切端大肠标本(距癌组织10 cm以上的正常大肠组织)15例作对照。

　　主要试剂：兔抗人HIF-1α多克隆抗体(即用型，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鼠抗人VEGF单克隆抗体(即用型，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SP超敏试剂盒(ElivisionTM plus广谱试剂盒)，DAB显色剂，柠檬酸抗原修复液(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2 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采用链霉素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物酶法(Strepotavidin-perocidase,SP法)。

　　石蜡标本连续切片，厚4 μm，脱蜡至水，用0.01 M，pH 6.0的柠檬酸缓冲液于微波炉行抗原修复10 min;分别滴加封闭血清及一抗(即用型兔抗人HIF-1α抗体及VEGF鼠抗人抗体)，其余步骤按SP试剂盒说明书进行，DAB显色，苏木素复染。

　　以 PBS代替第一抗体作为阴性对照，已知的胃癌阳性切片染色作为阳性对照。以肿瘤细胞胞质内出现棕黄色细颗粒为阳性评判标准。

　　结果判断：高倍镜下(×400)对每张切片随机选择5个视野，每个视野记数200个细胞，共计1000个，计算每张切片阳性细胞百分率：HIF-1α阳性细胞数<1%为阴性(-)，阳性细胞数≥1%为阳性(+)[3];VEGF阳性细胞数<10%为阴性(-)，阳性细胞数≥10%为阳性(+)[4]。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采用配对计数资料的χ2检验及Spearman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HIF-1α阳性表达为棕黄色颗粒，主要位于肿瘤细胞胞质(见图1);VEGF阳性主要位于肿瘤细胞胞质，部分细胞膜也有表达(见图2)。与正常大肠粘膜组织比，大肠癌组织中HIF-1α和VEGF的表达显著升高(P<0.05)(见表1)，二者呈显著正相关(r=0.505，P<0.05)(见表2)。表1 HIF-1α及VEGF在大肠癌组织中的表达(%)表2 HIF-1α及VEGF在大肠癌组织中表达的相关性HIF-1αVEGF+-+285-1018

　　HIF-1α及VEGF在大肠癌不同Dukes分期中表达差异有显著性，晚期明显高于早期(P<0.05); 在高、中、低分化腺癌中的表达则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3)。表3 HIF-1α及VEGF在大肠癌组织中的表达与其分期、分化的关系

　　3 讨论

　　恶性肿瘤在生长过程中，由于组织增生过快导致局部严重缺氧，而触发肿瘤产生一系列应激性保护反应，使得肿瘤细胞适应缺氧微环境，新生血管的形成是肿瘤适应缺氧的重要途径之一。HIF-1是与恶性肿瘤生长进程密切相关的转录调节因子，由HIF-1α和HIF-1β两个亚基组成异源二聚体核转录因子，其中HIF-1α是主要的氧调节亚基和功能亚基[5]。某些肿瘤如胃癌、乳腺癌、肺癌等组织中可检测到HIF-1α的过度表达[6-8]，它在新生血管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性调控作用，与肿瘤的发生、侵袭和转移密切相关，并影响大部分恶性肿瘤的预后。VEGF是目前已知的作用最强大、特异性最高的血管生成刺激因子，大量研究证实VEGF具有促进肿瘤血管形成、增加血管通透性的作用，可为肿瘤的生长、浸润和转移提供适宜环境[9]。

　　本研究结果显示HIF-1α及VEGF在大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存在一致性：两者均高表达，在有淋巴结或远处转移的Dukes C、D期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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