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变也呈端粒酶阳性。因此认为端粒酶的活化可能发生在肿瘤的早期阶段，并与肿瘤的恶性进程有良好的相关性。端粒酶可作为胃肠道肿瘤诊断的有力生物标志。日本学者Hiyama等[12]检测了66例胃癌瘤体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肿瘤组织85%（56/66）显示端粒酶活性，10例阴性标本中8例为早期胃癌。端粒酶阳性者往往属于进展期胃癌，且瘤体较阴性者大，病人生存期较阴性者短。66例患者的瘤体标本中有14例端粒长度发生了变化（延长或缩短），14例均为端粒酶阳性。FCM检测66例患者的瘤体标本，22例非整倍体均为端粒酶阳性。这些结果表明：端粒酶的激活是肿瘤发生多基因因素中的一种，特别是胃癌晚期更是常见。遗传性非息肉性结直肠癌（HNPCC）较散发型结肠癌发病年龄小，细胞分裂次数少，可能有较长的端粒而未激活端粒酶，且HNPCC占结肠癌的比例与端粒酶阴性结肠癌的比例相似，HNPCC患者端粒酶是否未被激活呢？Zhi huali等人做了该方面的研究。他们发现，77% HNPCC为端粒酶阳性，散发结肠癌端粒酶阳性率为81%，两者无统计学差异，且端粒酶的激活与临床分期无明显关系。最后得出结论：端粒酶的激活在HNPCC与散发结肠癌中均为一种普遍现象[13]。 3端粒酶的调控
端粒酶活性的调控问题至今尚未完全阐明，但至少与激素、细胞周期及分化、基因和端粒的结构等因素有关。
首先，激素对端粒酶活性有调节作用。用实验方法将雄性大鼠去势，退化的前列腺及精囊腺由于无激素的作用成为干细胞的储存池，去势的腺体在雄激素刺激下还可以再生。检查正常、去势后及再生的前列腺和精囊腺的端粒酶活性发现：正常腺体酶活性阴性，去势后腺体酶活性变为阳性，而雄激素刺激再生的腺体端粒酶失活。该实验证实了雄激素对前列腺和精囊腺的端粒酶活性有下调作用，并且为研究端粒酶活性调节提供了一种活体模型[14]。
端粒酶活性的调控与细胞分化和细胞周期也有密切关系，细胞分化越完全，端粒酶稍大性越低。诱导永生化细胞分化将终止端粒酶活性，用分化剂
诱导HL-60、K-562等细胞分化，端粒酶活性出现下调，由于分化剂不能直接抑制酶活性，且分化细胞的提取物也不能直接抑制酶活性，说明端粒酶活性下调是诱导细胞分化的结果[15]。而且永生化细胞分裂过程中其酶活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接触抑制、去除生长因子、诱导细胞衰老等方法可使永生细胞退出细胞周期，停止分裂，端粒酶活性下降。如静息细胞重新进入细胞周期则端粒酶再次激活[16]。在细胞周期的不同阶段端粒酶活性也不尽相同，肿瘤细胞进入G1/S期酶活性逐渐增加，在S期活性最高，而在G2/M期酶活性则逐渐消失[17]。细胞周期调节因子与端粒酶活性间也有密切关系，乳腺癌端粒酶活性的研究表明：高水平cyclinD、高水平cyclinE及低水平P16INK4均使端粒酶活性下调[18]。
基因水平的调节同样在端粒酶活性调控中起重要作用，有人观察到肺癌细胞端粒长度缩短，同时伴有p53、Rb基因的缺失。研究表明，端粒酶RNA基因位于染色体3q26.3，肿瘤细
胞中可扩增且转录增强[19]。应用细胞融合技术研究发现，将缺失3号染色体而端粒酶阳性的肾癌细胞（RCC）与带有3号染色体的微小细胞融合，则RCC细胞端粒酶活性下降，端粒缩短。而用同样方法在宫颈癌细胞株上却不能得到类似结果，说明端粒酶活性受多基因的调节[20]。 端粒结构的改变影响着端粒酶的活性。端粒末端的单链结构能通过G·G配对形成四聚体，使端粒酶RNA模板无法与端粒相结合，从而不能催化端粒的合成。端粒结合蛋白的数目及其修饰也影响着端粒酶活性。目前认为，细胞内有某种机制可以识别TBF（端粒结合因子）的数目，当其超过一定阈值时将抑制端粒酶活性。随着端粒的缩短，TBF减少，对端粒酶的抑制减弱，端粒得以延长。现已证明的TBF因子有Hela细胞的端粒结合蛋白及酵母菌的Raplp和Tazlp[21]。还有实验证明，TLPI（端粒结合蛋白组分1）基因编码的蛋白产物为p240和p 230，p 240是p 230在体内的修饰形式，p 230是端粒酶阳性细胞的主要形式，由此提示TLP1蛋白的修饰可能在体内调节端粒酶的活性[22]。
4端粒酶与肿瘤治疗的新思路
肿瘤细胞端粒酶活性升高是一种普遍现象，能否通过抑制端粒酶活性从而治疗肿瘤呢？现在已经有学者开始着手进行该方面的研究。端粒酶活性的抑制可以通过许多途径产生：应用反义RNA技术抑制酶活性；通过某些逆转录酶抑制剂抑制酶活性；改变端粒酶蛋白结构使其失活；通过诱导端粒酶RNA突变使其丧失生物学功能。最近还有研究显示，将端粒酶阳性细胞与端粒酶阴性细胞相融合可使端粒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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