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逐渐发现在大多数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中都存在这一现象。因此，当低氧刺激外周化学感受器而调动了驱动反应时就会使通气增强而提高血氧，结果使中枢仅受到较小程度的低氧刺激，如果β内啡肽确是一种应急性调节，那么这种低水平的低氧尚不足以触发大量的β内啡肽释放，通气呈轻度抑制，纳洛酮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Schaeffer 等［8］给清醒狗造成中、重度低氧后，发现重度低氧时动脉血氧分压（PaO2）为28～35 mm Hg（1 mm Hg=0.133 kPa）的狗给予纳洛酮时通气反应增强，而在中度低氧（PaO2 40～47 mm Hg）却无此反应，说明只要足够低氧就可以抵销外周反射所致的通气增强，而刺激β内啡肽的释放。 此外，EOP的分布、水平在种属间的差异，也是各种不同动物反应有异原因之一；同时，影响机体EOP释放原因复杂多样，疼痛、麻醉、外科手术、应激等都会引起β内啡肽释放，因此在实验中严格控制外在因素、防止其它干预十分重要。
2.EOP与新生儿呼吸系统疾病: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明,EOP与新生儿、婴儿的呼吸调控关系密切，特别是在婴儿窒息综合征（IAS）及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的发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健康新生儿血中β内啡肽含量就较成人显著增高，且与血pH值及PaO2呈负相关；因窒息而早产的新生儿出生后第1天其血中β内啡肽也显著高于无窒息的早产儿，而且这种β内啡肽的升高并非来源于母体，因为母血和脐带血的β内啡肽水平与新生儿β内啡肽水平并不相关。Orlowski［9］多次研究都表明，IAS患儿脑脊液中β内啡肽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患儿，他们还注意到血清β内啡肽水平的升高并不能反应脑脊液中水平的升高；由于EOP本身在应激时就会明显升高，因此为明确IAS患儿β内啡肽的升高是否因窒息的应激而产生，他们用纳洛酮10 ng.kg-1.h-1持续静脉滴注发现，纳洛酮可明显减少窒息及呼吸暂停的发生，但对脑脊液中β内啡肽水平正常的患儿则无此作用，提示脑脊液中β内啡肽的升高在IAS的发生学上起着重要作用，并推
测其与IAS患儿睡眠时呼吸暂停时间延长、反复短暂呼吸暂停、过多周期性呼吸及睡眠中低通气、二氧化碳潴留、睡眠时对低氧和高二氧化碳的通气增强反应受抑制有关。在对SIDS患儿及曾有危及生命的呼吸失控史患儿的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
关于阿片肽对幼年动物呼吸调控作用的许多实验结果也有类似结论，而且年龄越小的动物，纳洛酮对β内啡肽引起的通气抑制逆转作用越强。Wardlaw等［10］将导管插入怀孕羊的子宫内胎体血管中，证实低氧［胎体PaO2从(21.0±0.8) mm Hg降至(11.0±0.6) mm Hg］可以引起内啡肽的显著增加，而同时母体［PaO2从(96.0±2.5) mm Hg降至(40.0±2.5) mm Hg］的β内啡肽水平则无显著升高，当严重低氧［母体PaO2降至（27.9±2.5） mm Hg］时母体β内啡肽也可显著升高，表明幼年动物的呼吸调控受β内啡肽的影响更大，而成年动物呼吸调节的改变程度与低氧刺激的严重程度相关。
3. EOP与成人呼吸调控的关系:人们最早是在新生和幼年动物上及新生儿身上发现了低氧通气的双相反应，随后发现在成年动物和成人也有类似现象，只是成人的抑制反应相出现较新生儿迟，在低氧后5～10分钟才表现出来。
外源性阿片肽无疑会引起呼吸抑制，并可被纳洛酮逆转。然而人们更感兴趣的是EOP在呼吸调控中的作用及其与呼吸系统疾病的关系；遗憾的是，很多实验结论仍是不一致的，使人们多次怀疑EOP对呼吸是否具有调控作用。
早期很多研究结果显示，缺氧可以引起人EOP释放，使血中β内啡肽水平升高，而且缺氧和酸中毒程度与β内啡肽水平正相关。另一部分以纳洛酮作为拮抗剂的实验，对比了给药前后机体对低氧和高二氧化碳的反应，表明纳洛酮可使通气反应增强，包括ΔE/ΔPaO2、ΔE/ΔSaO2(血氧饱和度)、ΔP0.1(口腔阻断压)/ΔPaO2、ΔP0.1/ΔPaCO2等，提示EOP在低氧、高二氧化碳情况下有呼吸调控作用，这种作用可能在中枢要比外周影响更大。Tobin等［14］曾报告纳洛酮在一部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可有明显刺激呼吸驱动的作用，但也有一部分患者无反应；关于纳洛酮在COPD患者呼吸调控中的作用各家结论不一，表明可能还有其它因素参与了呼吸调控［11-13］。最近，有人对另一呼吸驱动异常疾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SAS）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其血中EOP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怀疑EOP在SAS的发生中是否具有一定作用［15，16］。但是，在人体上探讨阿片肽功能的研究会遇到更多困难和干扰。首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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