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上，剪下窦房结区域，继续酶解消化，最终分散成单个细胞。典型的窦房结细胞在显微镜下呈长梭形，长约50～80 μm，宽10～15 μm，横纹较淡，有一个明显的核居于胞浆中央区［27］。 浦肯野纤维的分离有多种方法，例如在4℃ Kreb溶液中将离体心脏打开，从左室取一窄条附有浦肯野纤维的肌段(宽约2～3 mm，平均横切面积1.2 mm2)，将游离的纤维末梢继续灌注悬浮，最终得到单个浦肯野纤维细胞［28］。
以上传统的细胞分离方法均较繁琐，且多用于膜片钳技术记录单个细胞离子流的变化，故应用受限。Song等［29］创立了一种改良技术，根据传导系统解剖学定位特点，沿心脏长轴分离出整个传导系统。此法具有操作简便，可观察到传导系统两个相邻部位之间的过渡组织，以及能与其他多种实验目的相配合的优点。
四、心律失常的遗传学基础
美国每年有350 000人死于心脏性猝死，然而至今遗传性心律失常的分子细胞学机制仍是个谜，部分研究已将某些心律失常相关基因在染色体上定位。
长QT综合征(LQT)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近年来逐步认识到LQT起源于编码心肌细胞离子通道蛋白基因的突变。4个LQT基因已被证实，亦不排除其它基因位点的存在［30］。LQT3基因SCN5A位于3号染色体，编码心肌Na+通道，SCN5A通道基因突变引起通道功能增强(gain-of-channel function)。LQT2基因HERG编码Ik通道alpha亚单位，位于7号染色体。HERG钾通道基因突变可造成通道功能下降。11号染色体上KVLQT1编码蛋白质的生理特性尚不清楚，但从其互补DNA序列分析中提示这一蛋白质可能是一种新型K+通道［31］。LQT4基因位于4q25-7，部分患者伴有面肩胛肱部肌营养不良(facioscapulohumeral muscular dystrophy,FSHD),且FSHD基因位于4q35-ter，推测两者可能有一定关系。
家族性DCM中有一种特殊类型——传导系统紊乱性扩张型心肌病(CDDC)，其家族成员在20～30岁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心律失常和房室阻滞。对俄亥俄州(Ohio)一家族进行连锁分析，发现CDDC基因位于1号染色体中心区(1p1-1q1)。最初连接蛋白connexin40(缝隙连接的蛋白成份)基因被认为是CDDC的代表基因，但未得到进一步证实。最近Mark等［32］(1996)对一个瑞士-德国家族的连锁分析结果，将基因定位于3号染色体短臂上(3P22-P25)，具体代表基因产物不知。
另外对家族性房颤的基因分析，也发现其与染色体上某一位点变异密切相关［33］。以上资料表明遗传在心律失常中占重要地位。大量人群调查，尤其是家族基因连锁分析，将有助于从基因水平揭示心律失常的发病机制。
五、房颤的离子、受体研究
房颤是最常见的慢性心律失常，西方60岁以上的人群有2%～4%的患者有房颤。房颤的电生理特点为有效不应期和动作电位时限缩短，不应期离散度增加，但对房颤发生的细胞学机制了解很少。目前研究多集中在房颤时离子电流的异常上。有关研究表明，慢性房颤患者心房动作电位时限和有效不应期的缩短是由于外向K+电流减弱所致，且与特异性心房K+电流密度的改变相关。Ikα亚单位蛋白有KV1.5和KV2.1两种类型，慢性房颤时KV2.1密度不变，而KV1.5明显减少，且与Ik密度下降相一致，说明KV1.5是人心房肌细胞中Ik的主要成份［34］。另外慢性房颤患者，Ik Ach(Ach激活的外向钾电流)、L-型Ca2+通道、ICa的mRNA显著下降，降低程度与房颤病程呈正相关。
心房肌内M受体含量丰富，迷走神经兴奋后释放Ach作用于M受体，通过G蛋白激活的外向K+电流，可使细胞膜过度极化，动作电位时限缩短。由于迷走神经末梢在心房中的离散性分布，迷走兴奋时，Ik Ach
的激化程度在空间上亦非均一，从而造成各部分电活动不一致，有效不应期离散度增加，易化折返形成，诱发房颤。β肾上腺素能受体通路对Ik Ach、L型Ca2+通道均有激活作用，故在房颤发生中可能有意义。在对多种离子通道调控的研究中发现一特殊现象，M2、β2肾上腺素能受体对离子通道均为正调节，但在房颤中这些离子通道密度显著减少，是否离子通道也与受体一样，对受体后径路的刺激产生下调反应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对多种心律失常患者抗β抗体研究中，房性心律失常似与抗β抗体相关性不大，可能由于心房肌中M2受体在细胞自律性调控中占优势所致，故可考虑研究一下房性心律失常尤其房颤患者是否存在高水平的抗M2抗体。
AT受体在房颤发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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