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A受体(腺苷受体)也下调，尤其是特异性A1受体介导的抑制性信号通路的功能也降低，作用环节可能在腺苷/受体或受体/G蛋白水平［15］。 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 Ⅱ,A ng-II)作用于AT1(Ang-II受体-I型)受体，激活蛋白激酶C(PKc)，降低大鼠心脏β1受体的刺激作用。这种Ang-Ⅱ介导的PKc活化可能与弗波酯(phorbol ester)介导的PKc活化有所不同。在动静脉瘘动物模型中，假手术组以AT1亚型为主，而手术组以AT2亚型为主。应用β受体阻滞剂后，AT受体亚群分布部分逆转回至AT1。这一现象在说明AT2在容量负荷造成的心脏扩大中起一定作用的同时，也揭示了β受体与AT受体之间存在功能上的相互作用［16］。
4.抗β肾上腺素能受体自身抗体在心律失常中的意义 交感神经在调节心脏自律性方面起重要作用。转基因小鼠心房过度表达β1肾上腺素能受体可致心率变异性(HRV)减少，心律失常发生率增加［17］。
过去对于抗β肾上腺素能受体抗体(抗β抗体)的研究多集中在心肌病上，认为心肌病发病与自体免疫异常有关，血清中出现高滴度的抗β1抗体。晚近在研究各种原发性电活动异常患者时发现原发性室性心律失常血清抗β抗体阳性率52.3%(11/21)，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14.8%(15/101)。传导阻滞组35.7%(5/14)也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但室性心律失常中具备两种β受体的抗体，而传导阻滞患者血清中只有抗β1抗体阳性的趋势。房性心律失常患者血清中抗β1、β2抗体无显著升高［18］。Paci用放射性配基结合抑制分析法检测扩张型心肌病(DCM)患者，结果发现在DCM患者中伴有复杂性室性心律失常(CVA)者，血清中抗β抗体阳性率30%，远高于不伴CVA者(5%)和正常人(0%)，从而推论DCM患者血清中β抗体的出现与CVA的发生密切相关而与心室功能不全程度无关。同时也提示了抗β抗体与室性心律失常的关系可能较其与心肌病本身更为相关更为直接［19］。
β肾上腺素能受体自身抗体在正常人体内有低水平存在，起
自体调节β受体的作用，但异常的自体免疫过程产生高滴度抗体将会导致一系列受体后跨膜信号传递过程的改变。关于抗β抗体在心律失常发病机制中的研究目前多局限于回顾性研究，进一步确定抗β抗体存在是心律失常发病的启动因素之一，还需做大量的前瞻性研究。另外高水平抗β抗体的存在也提示，在临床上是否可以采取清除血清抗体的方法，作为心律失常患者的辅助治疗手段。
二、α肾上腺素能受体与心律失常
人类心脏存在α肾上腺素能受体(α受体)家族，α1有A、B、C、D 4种亚型。目前已证实犬浦肯野纤维上存在α2受体［20］，但似乎人类心肌内没有α2受体。所以对α受体与心律失常相关研究集中于α1受体。
α受体通路由磷脂酶C(PLC)激活分解磷酸肌醇二磷酸(PIP2)生成三磷酸肌醇(IP3)、二酰甘油(DAG)，最终调节Ca2+、Na+、K+浓度而产生细胞电活动的异常。这一过程是Ca2+依赖性的。在犬心肌梗塞后诱发室颤模型中，给予α受体阻滞剂可预防室颤发生。由此可见，α1受体特别是α1A亚型在
严重心律失常中起重要作用［21］。刺激α1受体可加重离体大鼠心脏缺血再灌注心律失常，可能由于缺血时局部交感神末稍释放内源性CA，激活α1A受体，通过增加Na+-H+交换，造成细胞内Na+浓度升高，Ca2+超负荷，易发生后除极和触发活动所致［22］。另外细胞内高Ca2+可激活钙敏感性K+通道(IK Ca)，加重缺血时心律失常的发生。但也有人报道应用α1A阻滞剂却未能明显降低再灌注心律失常的发生［23］，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尚需进一步研究。α1受体可抑制IK、Ito，延长浦肯野纤维动作电位复极化时间，有利于早期后除极诱发室性心律失常。犬浦肯野纤维与心内膜肌纤维对CA反应性存在差异，来源于α1受体相对密度差异，并且由此产生两种组织连接处细胞电活动的不一致将有助于诱发心律失常［24］。 近年来，人们对Cl电流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豚鼠心室肌细胞存在cAMP激活的Cl电流(ICl cAMP)，它可使膜除极化，缩短APD(动作电位时限)，导致心律失常，α受体激动剂可抑制这种β肾上腺素能受体激活的Cl电流［25］。但目前尚未发现人心肌细胞中存在Cl电流。
三、传导系统分离技术研究
传导系统分离技术的探索，将有助于了解传导系统各部分细胞的组织化学和电生理特性，为心律失常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单个窦房结细胞的分离多取材于兔和豚鼠的心脏［26］。在离体心脏灌流、胶原酶酶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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