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腰椎骨折后路手术后后凸趋势的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1975年1月-2007年12月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骨科住院治疗43例胸腰椎爆裂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男性32例，女性11例，年龄27-58岁，平均(41.0±13.58)岁。损伤椎体T11 1例，T1 24例，L1 20例，L2 13例，L3 5例。根据治疗方法分为两组：第一组为椎弓根钉(AF钉)固定组，共32例;第二组为保守治疗组，共11例。

　　1.2 方法和观察指标：分别在受伤时、术后1周、术后1年、术后2年、随访时拍摄标准正侧位X光片，测量患椎楔变角：患椎上终板与下终板延长线的交角(图1中的角W，目录后);测量后凸畸形角(Cobb技术)：患椎上位椎体的上终板垂线与下位椎体下终板的垂线的交角，即上下终板角。其大小反映脊柱后凸畸形的严重程度(图1中的角K，目录后)。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0.0版软件进行分析，各指标均数±标准差(±s)表示，比较用方差分析，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椎弓根钉组术前、术后指标比较：见表1。

　　2.1.1 后凸角： 术前与术后、术后1年比较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F=4.99,P<0.05)，术前与术后2年的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年与术后2年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F=1.132，P<0.05)。随访时与术后2 年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2 年至随访时的上升趋势仍然和在术后2年内的趋势一致，见图2(封二)。

　　表1 椎弓根钉组各指标在不同时间值(略)

　　2.1.2 楔变角：术前同术后、术后1年、术后2年的两两比较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F= 10.004，P<0.05)。术前同最近随访时的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F= 2.625，P>0.05)。楔变趋势在术后2年开始渐趋于平缓，见图2(封二)。后凸角在同一时间内的数值始终比楔变角大，在术前到术后1年的比较，后凸角与楔变角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345);在术后2年和最近随访时的比较后凸角与楔变角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6)。

　　2.2 保守治疗组术前、术后指标比较：见表2。

　　表2 保守治疗组各指标在不同时间值(略)

　　各指标在术前、术后1年、术后2年、随访时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从各指标不同时间值来看，自术后开始就有一个下降的趋势。见图3(封二)。

　　3 讨论

　　胸腰椎骨折治疗后出现迟发的后凸畸形，骨性不稳定引起神经性不稳定，出现腰背疼痛和神经症状[3]。

　　3.1 后路手术后后凸畸形：许多学者对后路手术后后凸畸形进行了随访，随访时间绝大部分在2年内[4-5]，发现脊柱后凸畸形程度又接近骨折时水平。本研究两组病例中，术后椎弓根钉组的各项指标均恢复，但在以后随访中，又有不同程度的丢失。脊柱后凸角术后矫正率平均55%，而在最后随访时又有回升，超过术前的10%(获得11°，丢失13°);患椎楔变角术后矫正率56%，最后随访时又有回升，矫正率23%(获得11°，丢失7°)。从畸形矫正和椎体骨折复位来看，本组的近期效果较好，术前与术后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但在术后2年，以及最近1次随访时的后凸畸形已经和术前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保守治疗组在治疗后不同阶段的随访时的各项指标较受伤时均下降。保守治疗组几乎没有进行骨折复位、畸形矫正，近期效果远不如椎弓根钉组。

　　3.2 后凸畸形加重及椎体楔变的原因

　　3.2.1 患椎和其相邻的椎间盘形成应力集中：椎板切除减压术后导致后柱破坏，载荷全部由前柱和中柱承担。重力线从脊柱由上向下传导，患椎和其相邻的椎间盘形成应力集中部位，患椎比其他椎体承载更大的载荷。术前后凸畸形术中即使矫正，但未植骨融合,或者术后植骨被吸收[6]。因此，骨折椎体骨小梁更易于骨折而被压缩，致使骨折椎体愈合后变形，脊柱更易于在此形成胸段与腰段的成角畸形。

　　3.2.2 破裂椎间盘的进行性狭窄：本组40例患者中在2年后随访时的X线片中有32例出现患椎的上一个椎间隙狭窄、椎间盘钙化的退变征象。图2和图3所显示的上下终板角比楔变角在术后的程度变化大，椎弓根钉组在最后随访时，上下终板角比楔变角大6°，但在保守治疗组仅大2°。因此，后凸畸形矫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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