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0mmol/L,口服降糖药可控制,不需要胰岛素;Ⅲ级:血糖浓度>10mmol/L,需要胰岛素才能控制;Ⅳ级:合并心、脑、肾等早期并发症;Ⅴ级: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症状,高血糖或低血糖昏迷。表2手术风险因素评分(略)
手术大小分级[1]:根据2002年英国学者Mohamed制定POSSUM评分中规定的标准。小手术包括筋膜切除术、腱鞘囊肿/黏液囊肿切除术、肌腱切断/修补术、关节镜手术、腕管/神经松解术、钢丝/螺钉取出术等;中手术包括小骨切开/切除术、小关节置换术、截指/趾手术、闭合复位外固定、小骨骨折切开复位术等;大手术包括长骨切除术、韧带重建/修复术、大关节融合术、大关节置换术、截肢术、间盘手术、长骨骨折切开复位等;超大手术包括肿瘤广泛切除术、主要脊柱重建术、大关节置换后翻修术、下肢/上肢截肢术等。
3统计分析
统计学处理:各风险组间平均年龄差异的比较使用t检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住院期间死亡率的比较使用χ2检验,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P<0.01为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结果
1评分结果
病人术前生理学评分为12~62分,平均(21.5±6.7)分;手术风险因素评分为5~32分,平均(9±2.8)分。二者之和为该病人的风险分值,据大量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将风险度分为4级。<15分为低风险组,15~20分为中风险组,21~26分为高风险组,>26分为极高风险组。
2骨科手术风险评分对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预测
术后并发症及死亡观察结果:术后住院期间共发生≥1个并发症98例,死亡6例。其中并发症分布情况是:感染49例(肺部感染22例,切口感染9例,泌尿系统感染18例);心律失常10例;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21例;应激性溃疡4例;褥疮7例;认知障碍7例。术后死亡6例,其中骨水泥中毒1例,急性肺栓塞2例,急性心肌梗死1例,心肺衰竭2例。死亡及并发症在4个风险组的分布见表3。表3不同风险组术后出现并发症及死亡率分布(略)
极高风险组与低风险组年龄相比:t值为2.75,P>0.05;各组间死亡率比较的χ2值为1.88,P>0.05,表示各组住院期间死亡率差异不显著,但将低、中、高风险组评分合并后与极高风险组评分在住院期间死亡率相比:χ2值为12.05,P<0.01,提示术前极高风险评分患者在术后住院期间的死亡率显著增高。住院期间并发症发生率各组间比较χ2值为54.69,P<0.001,提示不同风险等级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有显著差异;进一步比较结果提示,极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住院期间并发症发生率相比:χ2值为50.98,P<0.001,差异显著。目前结果表明,不同风险评分等级,尤其是极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术前评分高低与患者住院期间的并发症、死亡率均有显著关系。讨论
老年人因骨关节退变、骨质疏松骨折等原因出现髋部骨折的几率远远高于年轻人,为提高生活质量,多数伤者需要手术治疗。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各个器官退化,功能逐渐下降,特别是老年人常合并有严重的内科系统疾病且身体素质较差,对手术特别是急症手术耐受性显著降低。因此,在接受相同手术时,围手术期发生意外的几率与年轻人相比就会随之增加,手术风险明显增高。如何准确地判断手术的利弊及风险是目前骨科医生面临的重要课题。国内根据王福权等[2]针对老年骨折手术风险提出了其预测方法。手术风险因素等级及赋值标准包括伤前生活自理能力(X)、年龄(Y)、并存病(Z),根据严重程度分别赋值0、1、2、3。综合指数W= X + Y+ Z,手术风险性预测方法测算患者综合指数W,W值越大,手术风险性越大。有报告显示W≤3,手术安全;W=4 手术较安全;W=5手术较危险;W≥6手术危险;W≥8手术并发症率为100%。其方法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骨科医生评估手术风险提供了帮助。但是,由于其方法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缺乏对重要脏器的仔细评估以及缺少生理性指标等客观因素,所以长期以来未被推广。
1991年Copeland等[3]根据手术患者主要症状、体征、生理学参数和手术大小分级,提出了预测死亡率和并发症率的生理学和手术严重度评分系统,即POSSUM评分系统。该评分方法的提出对外科医生规避手术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指标较多,计算方法复杂,以及国人和国外在医疗条件及病人身体状况均存在很大差异,故在国内仍未被广泛应用。
Mclaughlin等[4]对571例髋部骨折病人进行研究,认识到术前综合评估患者的状态非常重要,是决定术后成败的关键。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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