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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的思考和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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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司法鉴定工作中并不少见。尽管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鉴定结论，但实际上干扰了正常工作，增加了社会经济负担。还有少数曾经患过精神病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仗“病”故意犯罪，也不利于社会安定。另外，精神病人犯罪后做无罪处理，放归社会，是社会不安定的隐患，可导致更大的社会危害。 3 法定程序应该完整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发生后，一般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判决。在这一程序中，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责在于查清犯罪事实，收集提取指控犯罪的证据。侦查的是“犯罪事实”，包括由何人在何时、何地，基于何种原因，为了何种目的，实施了何种行为，造成了何种危害后果，对其健康状况不应该属于侦查范畴。至于这种行为是不是由犯罪嫌疑人实施、是否构成犯罪，应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是由检察院审查后最终由法院判定的。侦查阶段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只是程序上的认定，对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及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没有终局的确认权。对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或者代理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应当告知其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院提出，或者在法庭审理阶段向法院提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要不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属于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但在实践中，常常发生公安机关主动申请司法鉴定，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的事例。一旦确认犯罪嫌疑人是精神病人，公安机关随即撤销案件，终止司法程序，有条件的将行为人移送强制医疗，更多的是由公安机关径自“无罪释放”，而不移送检察机关。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加害行为人不能得到符合社会公平正义标准的审判和惩罚，被害人在心理上得不到慰籍，经济上得不到补偿，会造成对社会不满和对法律公正公平性产生怀疑，上访政府、报复社会的事件时有发生，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和不良影响。另外，如果将行为人放任到社会，也会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危险和隐患，带来不良后果，更不利于目前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局面。况且，这种作法实际上也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此，公安机关只要在实体上查明了上述案件事实的各要点，在程序上就应当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即使公安机关怀疑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病也应移送。只有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以后，基于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申请，检察院或者法院才可以请专家对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判断其刑事责任能
力，由法院做出有罪并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或者做出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考虑到其犯罪时的精神状态给予免除刑事处罚，移送安康医院强制治疗的判决。
4 加强涉案精神病人的管理与治疗
精神病人犯罪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尤其近些年来国内外发生了许多有关精神病人犯罪的重特大案件，有些震惊全国甚至引起世界关注。尽管精神病人是弱势人群，需要保护，但其对社会带来的潜在危害却非常严重。当精神病人发生重特大犯罪，我们从专业角度提出观点时，往往会引起社会上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目前我国对精神病人犯罪后的处理措施需要改进。我们需要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但也不能因此损害正常人的合法权益。否则，自然会引起社会对法律的公正性、司法鉴定的科学性产生看法和怀疑。
我国《刑法》第一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国务院于2004年转发公安部、卫生部等七部委《关于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性意见》中明确指出“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安康医院负责做好治疗工作”。目前，我国《精神卫生法》尚未出台，部分省市尚未建立安康医院。只是上海、北京、杭州、宁波、无锡等省市相继制定了精神卫生条例，对精神病司法鉴定和强制住院等都做了有关规定。但是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实施和解除标准，随意性较大，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决定者，没有确定强制医疗的具体实施者，对强制医疗的过程也没有规定，包括医疗过程的监督、医疗费用的承担等都不明确。本人认为，对于任何犯罪者（包括精神病人），涉及到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乃至剥夺，裁决的主体都应是法官。对精神病犯罪者实行强制医疗只是一种医疗手段。应尽快出台我国《精神卫生法》，健全安康医院设置，同时确立我国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并作出强制医疗标准和解除标准，将那些对公共安全时刻形成威胁的精神病人，且推断由其家属或监护人看管治疗仍不足以防止该危害性的发生者，必须对其实施强制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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